附录（第4/35页）

楚王心并未因项羽立下盖世之功而改变自己原来的约定，仍然坚持要先入关的刘邦做关中王，完全不顾及项羽的盖世之功。这再一次表明了楚王心这个放羊娃并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他要行使他作为楚王的权力。“如约”二字让项羽感到了压力，也让项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执行这一决定，项羽不甘心；不执行这一决定，明摆着让自己背上抗旨的黑锅。

项羽自然不愿像项梁战死之后那样再受楚王心的摆布，便公然走上了抗旨不遵之路，走上了与楚王心背道而驰之路。这条路是项羽的必然选择，项羽作为秦亡汉兴之际的实际主政者，不可能再听命于楚王心。但是，这条路也使项羽在政治上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项羽的怨恨主要有两点：一是楚王心不让自己与刘邦一同向西进兵，却让自己北上救赵，导致自己入关时间晚于刘邦两个月；二是项羽在巨鹿立下盖世奇功之后，楚王心仍然坚持按原先的约定办，使项羽非常为难。

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项羽只好从实际出发，认为怀王没有功劳，不能擅自约定。真正安定天下的是自己和与自己一块儿参加巨鹿之战的诸侯联军。因此，项羽把怀王尊为“义帝”，自己开始主政。

作为首先倡议立楚王心的范增，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有何表现，史书完全没有记载。史载的缺失，使我们不知道范增干了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范增建议立的楚王心，使自封为西楚霸王的项羽陷入了政治上十分被动的境地。

巨鹿之战后项羽已经成为诸侯联军总盟主，拥有了分封天下诸侯的实力与权力；但是，此时的项羽却遇到了范增当年给他带来的一大被动：在项羽的头上还有一个名义上可以领导项羽的楚王心。

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范增这位黑高参当年立楚王之后的恶果，这个恶果现在轮到项羽来吞食了。项羽最初的决定尚较稳妥，即封楚王心为“义帝”。这个“义”即是“义父”“义子”之“义”。

项羽此时已经无法容忍楚王心主政，他认为：义帝是“天下初发难”时的产物，真正灭秦定天下的不是“义帝”。因此，应当将义帝之地分封给灭秦诸将。这个决定，满足了灭秦各路诸侯的愿望，而不尊义帝的责任又由项羽一人来承担，所以，大家一致同意（诸将皆曰：善）。

应当说，项羽的这番话并无过失。项羽清醒地认识到，立楚王心是权宜之计，是秦末大乱初起时的不得已之举。真正打败秦军灭秦者是参加巨鹿之战的诸将。义帝既然无功，就可以分其地封诸将。

项羽的这个决定得到了诸将的拥护，说明分封是大趋势。到此为止，项羽在处理义帝问题上尚无大过失。范增当年这条建议也没有给项羽带来大麻烦。

项羽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下面的两条后续措施上：

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将义帝迁到长沙，逐出中原，已经有些过分；更为遗憾的是项羽派人刺杀了义帝。

项羽封楚王心为义帝，分其地以大封诸侯，甚至于将其迁往长沙，这种做法尚不足以铸成大错。项羽真正的失误在于他迁义帝之后又派人刺杀了义帝。这是项羽政治上最大的失误之一。刘邦利用项羽刺杀义帝一事大做文章，白衣白裤，为义帝发丧，打出了为义帝复仇的旗号，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年七十，好奇计”的范增，在楚王心的问题上给项羽带来了大麻烦，造成了项羽政治上的大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