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这个汗王不简单（第7/10页）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政策，皇太极制定法律，严厉惩处随意戕害汉人的行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自杀害降民者，以死偿命；强取民物者，加倍赔偿。”（《清太宗实录》卷五）为此，他多次发表谈话，并当面告诉没有严格执行该法令的贝勒爷：若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将被视为作乱祸首，连同妻子一律处死，绝不姑息。（《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二贝勒阿敏之所以倒霉，应该说，和皇太极的此种思路不无干系。

仔细翻检史料，平心而论，找不出皇太极做这些事情时心理阴暗、龌龊的证据。他做得坦诚、磊落，其胸怀与古代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比较起来，似乎也不遑多让。倘若没有偌大格局的器量、胸怀、雄心和抱负，恐怕是断然做不到的。与努尔哈赤比较起来，其高下相差就太多了。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的这些做法，的确令当时的许多汉官心悦诚服，甚至达到感激涕零的程度——“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万一也”。（《清太宗实录》卷十七）话说得虽然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过，可能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特别是，若想一想大明帝国崇祯皇帝，荼毒那些同族同种的臣子如猪狗草芥一般的情形，则更加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了。

观察历代国家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那种能够令近者悦，令远者来的情形，是一种很高的治国境界。从史料中看，短短的时日里，皇太极还真的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

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内大力调整方针政策；对外的第一个重大举动，则是出兵朝鲜。

从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登极，到当年十月，一个多月时间里，朝鲜作为邻国，没有派人来吊唁亡灵，也不前来祝贺新汗登基，相反，接纳了数量可观的从后金国出逃的辽东汉人，据朝鲜史料记载，前后可能达到数十万人，仅价川一地即达三千多人。（《李朝实录》仁祖卷十四）这些人，在努尔哈赤编汉为奴的政策下从自由民变成奴隶，然后，不堪忍受而出逃，于是就成了前清极为有名的所谓“逃人”。为此，后金汗国和后来的大清国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力图以严刑酷法遏制他们逃亡，并一直蔓延到清军入关之后很多年，成为前清时代名副其实的恶政与恶法。大清朝之所以曾经在历史上特别声名狼藉，这些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肯定是其原因之一。

此时，后金汗国与朝鲜交涉，要求朝鲜将这些“逃人”一概驱逐回来。朝鲜置之不理，将这些逃过鸭绿江的辽东汉人遣送给了明朝。对此，皇太极感受到的肯定不仅仅是轻蔑，还有利益上的重大损失，因为这些人全部是满族人的奴隶，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在自己必须承受损失的同时，还必须承受这些满族人士的抱怨与压力。

以往，努尔哈赤时代曾经数次有过出兵朝鲜的动议，最后均未实施。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避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二是没有现实利益上的压力和考虑。如今，和袁崇焕议和，解除了战略上的顾虑；王公贝勒们又正因为“逃人”的损失怨气冲天，此刻出兵朝鲜，立即可以得到这帮家伙的好感与拥戴，真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于我。大约这是皇太极将自己继位后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锁定在朝鲜的原因。而且据说努尔哈赤临死时，也曾经嘱咐那几大贝勒，要把解决朝鲜问题放在第一优先考虑。

另外一个原因，对于皇太极必定也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长期以来，朝鲜国王一直允许明朝的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并在物资、粮草、军事装备器具上很慷慨地给予支持。而后金汗国但凡想向朝鲜通融点什么时，朝鲜全都推三阻四。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明朝大将毛文龙率部所驻的皮岛，距离后金汗国简直是近在咫尺。因此，毛文龙不停地在东部侧后翼出兵袭扰，甚至时不时就会打到距离沈阳只有百十里地之处，打完后便登舟扬帆而去，致使后金汗国多年不敢专心致志地西向前进。（《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袁崇焕传）此次，皇太极重拳出击，就是希望一石二鸟“两图之”：既制裁朝鲜，又打击明朝毛文龙的部队，捎带着安抚笼络人心。（事见《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