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谜一样的雍正和年羹尧之死（第10/10页）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大的善政与德政，是不需要任何怀疑的好政策。这项政策应该毋庸置疑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缓解了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势必加重了官绅的负担，有效加剧了士大夫们的痛苦。

这项制度的另外一层深意是：至少在经济或者叫财政赋税这个层面上，有效地将普通老百姓和官僚士大夫拉成了一个平面，在皇帝面前，他们变成了人人平等。

显然，这项制度变革不可能不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中国士大夫阶级没有受过“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训练，因此，在掌握话语权的这批人口中，要想听到关于雍正的好话，自然是不太容易了。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样一项德政善举在和其他社会因素交织缠绵后，竟演化得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记载和后世研究统计中看，在此之前的一两千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从来没有超出过一亿人，排除天灾人祸、改朝换代的因素，最多时，基本在六千万上下徘徊。实行上述善举德政之后，解除了人头税压力的中国人再无顾忌，人口迅猛增长。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永不加赋”政策当年，中国人口总数为两千四百六十二万人。（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75页）其后，以年增长率达千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速度膨胀。四十年后，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中国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两亿，到公元1793年英国国王第一次派遣特使马嘎尔尼访问中国时，这个国家的人口达到三亿以上；到鸦片战争前后，该项数字突破四亿。这便是在后来很多年间，我们一直听到的“四万万同胞”这一说法的由来。

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已经不断有学者指出：人口过度膨胀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的不平衡，是这个国家诸多社会问题与动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远在千万里之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注意到：中国的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

然而，视科学研究为旁门左道、“奇技淫巧”的中国人，虽九死而其犹未悔，于是，直到今日还生活在这个巨大的梦魇之下。没有人能知道，它的后果会是什么。

于是，上述一切，最终形成了在历史拐角处的——雍正悖论。

但是，不管怎样，假如有所谓康乾盛世这回事儿的话，有意将雍正去掉是不公正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雍正的努力，就不会有所谓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