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谜一样的雍正和年羹尧之死（第9/10页）

康熙皇帝临死时，只有隆科多在场。他一个人代表大行皇帝宣布了雍正继位的遗诏，因此，许多人认为是他篡改了康熙遗诏，扶持雍正登上帝位。雍正继位后，隆科多立即成为最为显赫的新贵，与大学士马齐一起，总理帝国事务。

隆科多与雍正皇帝的蜜月期大约也只有两年时间。到雍正三年初，他的步军统领一职被解除。当年，在收拾年羹尧时，雍正顺便把隆科多一起修理了一番。皇帝警告他：“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你们要老实点儿，不要自己找死。

两年后，雍正五年，隆科多被捕，群臣审议出四十一款大罪，其中的一些罪名，比加给年羹尧的还要可笑，但只要皇帝认可，就自然成了真正的罪恶。最后，雍正皇帝仍然不忍杀死他，下令在畅春园边上盖了三间小房，将他永远禁锢在那里。第二年，隆科多在禁锢中死去，死因不明。

其实，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他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离皇帝太近。有一句西方谚语说：知道隐情最多的那个人，就是最该死的人。事实上，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孟森教授在谈到雍正皇帝时认为，康熙皇帝的这些儿子，都很没有教养；唯独雍正皇帝，在治国上，“天资独高”。他“好名图治，于国有功”，上天保佑大清，使大业偏偏落到他的手里。孟教授认为，雍正皇帝不失为像唐太宗一样“逆取顺守也”。（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68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

雍正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之一，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最大的皇帝之一。同时，由于上面所述和下面将要谈到的原因，在清朝的皇帝中，他也是在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雍正在位十三年，有两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其中一项制度创新是“定火耗，加养廉”，通俗地讲就是过去官员们鱼肉百姓是巧立名目暗中进行的，就如今天的各种回扣、附加费之类；现在要把这些名目化暗为明，变成官员们的养廉银子，将各种不合法的附加费合法化，使得官员们极为有效地合法增加了收入。

可是，令为数不少的官员不舒服的是：这些回扣、附加费化暗为明之前，若狠狠心再加上手段辣，本来是可以拿到更多的，如今却没有了名目，只能拿那有限的养廉银子，这未免使当官少了许多乐趣。于是，他们嘴里也很难有什么好听的话了。当时，有“康熙朝有清官，雍正朝无清官”一说。意思是说：康熙爷在时，虽然有巧立名目的衣冠禽兽，却也有洁身自好的清官。如今，没有巧立名目了，却也没有清官了。过去，清官们还能造福一方，如今老百姓却要一体遭受搜刮了。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大清朝中后期帝国官员贪赃枉法的程度并没有减少，与以前历朝历代比较起来，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在位时，官员们大量挪借公款，成为国库中的呆坏账。雍正采用霹雳手段予以清理，为此，可能逼死了不止一两个各级各类官员。雍正整饬吏治的努力及其力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为这种种原因，当然使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又心地龌龊的士大夫，不会说他什么好话了。

他的另外一项重大制度举措则是“拼地丁，停编审”。

通俗地讲，就是摊丁入亩，或者叫地丁合一。也有人将其解释为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项政策是在大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开始推行的，实际上是从康熙时代的一项重大治国政策中引申和发展而来。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皇帝发布了一项重大国事宣言，宣布从这一年开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其当时和后来的世代里，这被看成是一项极其伟大的善举德政。九年后，雍正皇帝继位伊始，便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之，开始实施摊丁入亩，将在中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多年的人头税取消，改为田亩税。在制度层面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却也把官僚士大夫阶层享有数千年的一项特权剥夺了。过去由普通老百姓承担的徭役，如今根据官绅拥有的田地数量也要一起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