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想要佩戴银翼徽章”（第7/8页）

“对索贝尔的测验是公开而公正的。我像有些弟兄一样，带着并非无所谓的态度，站在离他约50英尺处看着。做到20个时，他的手臂在发抖，脸涨得红起来，可还在慢慢坚持着。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明白他是怎样完成30个的，但他的确是完成了。我们都成了哑巴，摇着头，但没有笑。这家伙真还挺有决心呢。尽管如此，想到他毕竟仍然是块笑料，我们才得到了一些安慰。”

空降兵都是志愿者，这去队伍里的任何人——无论是官是兵——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许多人退出了，但是索贝尔却没有。他本可以免受这次挑战，从空降连队军官的位置上退下去，到不十分艰苦的后勤连队去任职，然而，他下定决心要闯过这一关。他的决心绝不亚于E连的任何成员。

把E连磨练得比D连、F连更强是很困难的，因为2营营长斯特雷耶少校几乎与索贝尔一样狂热。感恩节那天，辛克让全团会餐，放松放松；可是，斯特雷耶少校却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在整个2营组织一次为期2天的野外演习。演习包括长距离行军、对一个设了防的地点发起进攻、经历一次半夜毒气袭击警报、享用一次K号干粮（全部是听装食品，包括炖菜、饼干、糖果、果汁粉）。

为了使大家对这次感恩节留下更深的印象，斯特雷耶还设置了额外的难题。他叫人在一块场地上离地18英尺高平摊了一层铁丝网，新杀的猪的内脏——心、肺、肝、肠，什么都有——在网下的地面上铺了一层，机枪就紧贴着铁丝网的上沿平射。利普顿回忆说，“军队对‘爬行’和‘蠕动’两个动作总是有非常清晰的区分：婴儿是爬行，蛇是蠕动。我们简直就是在蠕动。”当时的情景，谁也没有忘记。

到11月底，基础训练已告结束。E连的每个成员都掌握了使用迫击炮、机关枪、步枪、通讯联络和战地包扎等各自应有的本领。排里的任何工作，每个人都能干，至少都能应付。每个兵都了解下士、中士的职责，必要时都能替补。另外，在托科阿营地培训出来的每个人都经受过非人的锻炼和折磨。克里斯坦森说，“我们都认为，经过了这一切，什么样的苦都不在话下了。”

离开托科阿前的一两天，辛克上校在《读者文摘》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日军有个营在马来半岛用72个小时行军100英里，创下了世界纪录。辛克说，“我的人能比他们更强。”他选择了训练中最能吃苦的2营来验证。他命令1营乘火车到本宁堡，3营乘火车到亚特兰大，2营徒步前往。

9月1日7点整，2营的D连、E连、F连及营部每个人背着自己的全部行装和武器出发了。步枪手尚且不容易，像马拉其这样的迫击炮班战士和戈登这样扛着机关枪的就更加艰难。斯特雷耶营长选择的路线长118英里，其中100英里是乡间土路。天气很差，下着冷雨和小雪，道路或光滑或泥泞，很不好走。韦伯斯特回忆说，“第一天，我们在红土路上跌跌绊绊地往前赶，嘴里诅咒着鬼天气，心里盘算着还有多久休息。”走了整整一个白天，天黑了还在走。雨、雪停了，风起来了，寒气刺骨。

到23点，全营行军40英里。斯特雷耶选了个光秃秃的小山作为宿营地。这里没有大树，没有小树丛，没有任何避风的地方。气温下降到华氏20度。由于无法使用行军锅，大家只发到涂有黄油和果酱的面包。6点醒来时，发现一切都蒙上了厚厚一层霜，靴子、袜子都已冻实，官兵们不解下靴带，肿胀的脚就无法塞进去。步枪、迫击炮、机关枪都和地冻在一起。半幅双人帐篷冻得满是裂口，宛如花生酥糖。

第二天，走了好几英里，僵硬、疼痛的肌肉才暖和过来。第三天最糟糕，已经走了80英里，还有38英里要走，而且最后有约20英里是通向亚特兰大的公路。泥路固然难走，水泥路走起来脚更加难受。那天夜里是在亚特兰大郊外的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操场上露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