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第6/9页）

要是这样权衡利弊，那么有胆略的人肯定会采取第二种战术，只有肤浅的人才会选择第一种战术。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如鼠、肤浅的人，但是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一样，从历史经验中看清本质，并看到可能的结局。

考察手段需要引用战史，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哲理更有价值。然而，这种历史的引证也有它的特定条件，这点我们将专门论述。可惜的是，很少有人注意这些条件，从而造成了史料的堆砌与概念的混乱。

我们还要探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在批判中，批判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较为全面的了解，利用已被结果证明的东西？或者说在何时何地必须抛弃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倘若批判者要对当事人进行赞扬或者指责，那他们务必要站到当事人的立场上去，即一方面务必寻找当事人产生行动动机的所有情况和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另一方面务必要抛开当事人当时所无法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情况，而结果必须首先抛开。

然而，这仅仅是人们奋力追求的目标，而事实上无法完全达到，因为产生某些事件的具体情况，在当事人眼里和批判者眼里是无法完全一致的。有一些影响了当事人判断的细小情况已经没法考证，而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难以考证。

这些主观动机只存在于当事人本人或者与他亲近的人的回忆录里，我们只能根据这些残存的史料来挖掘，而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粗浅，或者故意不写真实情况。因此，一些当事人所掌握的情况肯定是批判者无法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在抛开他们比当事人多知道的材料方面则更为困难。倘若要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做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不过，要抛开一切重大事情则困难重重，而且难以做到。

我们先来讨论结果。倘若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后再去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必定会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考察这些事物的，并且其中某些情况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

对批判来说，战史的全部现象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尽管有时候他想抛开结果，但却无法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对事后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多数情况下，批判者所掌握的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当事人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抛开所知道的那部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事人对事前及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单依靠情报，还根据大量的假定或推测，就算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是几乎先有假定或推测，然后才有情报的。所以，在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前，只能用假定或推测来代替。

对于早已掌握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来说，在他考虑当事人不了解的情况中，当哪些情况可能性比较大时，他原本或许会想尽可能摆脱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然而我们认为，正如要抛开结果一样，想要彻底抛开多知道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是如此。

所以，要让批判者指责或赞扬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人立场上去的可能性不大。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能够做到，而在有些情况下，他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值得注意。

不过，要让批判者和当事人一样去考虑问题，看待问题，是不可取也没必要的。在战争中，需要的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禀赋，也即造诣。当事人的造诣参差不齐，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有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的造诣有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那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