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第7/9页）

所以，假设对一个具有伟大天赋的人进行批判，那么批判者必须利用比当事人知道得更多的情况这个有利条件。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批判者不能像验证算术例题那样，以伟大统帅使用过的材料来检验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而首先要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评估来欣赏他那天才般的活动，了解他那卓越的眼光所预见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简单地说，不管当事人的造诣如何，就算其造诣很低，批判者也要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这样才能掌握更加丰富的客观的判断依据，以防主观性过强，防止以自己的智力作为判断准绳。

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情况进行褒贬判断，这原本不会引发人们的反感。然而，急于表现自己，将所掌握的情况的高超见解，都说成是自己的天才表现，则会让人感到厌烦。虽然这种做法容易被人揭穿，可是虚荣心却常常让人们做出这样的举动。所以，引发别人反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更为常见的是，批判者并非有意自我吹嘘，但是由于他没有注意防范，以至于被一些读者认为是自夸而被责难，说他缺乏判断能力。

所以，在批判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不是说批判者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他们甚至会承认，如果自己身处伟人的处境时，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他作出批判，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这些伟大的统帅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察觉这些错误。

这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也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然而，如果只简单地拿结果来证明某些措施的对错，那么结果所起的作用将是负面的。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

从表面上看，这种判断似乎没有任何价值，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如同拿破仑于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挥师莫斯科时，一切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延续以往的胜利占领莫斯科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

如果拿破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别无他法，这样他就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谈拿破仑为了抵达莫斯科做了什么，他是否错过了许多足以让亚历山大下决心媾和的机会；我们也不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怎样狼狈不堪的。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因为就算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他依旧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虽然在撤退时他的损失并不惨重，但莫斯科的军事行动也是战略上的大失败。

倘若双方于1812年签订了合约，那么这场战争就能跟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然而，如果这些会战没有取得签订和约的结果，那么拿破仑可能会遭遇1812年的惨败。所以，不管他多么努力，多么聪明，多么机智，但决定战争的命运问题依然如故。

难道人们依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能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或者认为这几次会战都是愚蠢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们就因此认为1812年的结果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是没得到幸运眷顾？这种看法非常勉强，这种判断非常武断，可能有一半的论述是毫无依据的。因为顺着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无人能看到战败的拿破仑的决心。

但是，我们不能说，1812年的战局应该跟前几次会战一样，取得丰硕的成果，之所以未能获得这种结果是由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不能将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当成不合理的原因。

较为妥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1812年之前，他都做对了，但是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结果这样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