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1934年10月7日 中央苏区瑞金（第3/4页）

那么，在苏区已有充分根基的情况下，有三万人的武装力量，实在也算可以了，重建中央苏区的日子不会很远。项英似乎心定神宁了，他准备在保卫苏区中大显身手，在重建苏区中创造奇功显勋了。此时，他反而为西征的主力担忧起来：

“苏区的坚持与恢复是不存在问题的，你们放心好了。当你们重新归来时，面貌将会大变的。我倒担心你们的远征。你们应该注意周恩来，这个人容易转向，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周恩来的出身我清楚，旧官僚家庭的那一套处世哲学培育了他的调和主义……”

项英停下来等待博古翻译。

“他在青年时代，长期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李德说，“他是应该将自身弱点洗涤净尽的……”

“他不可能清洗净尽，他是不是愿意清洗还是个问题。”接着项英举出了证据，“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官僚家庭有所认识与它断绝关系，而是充满怀念和感激之情。他在1928年10月离苏回国时，不顾身负传达六大精神的重要使命，竟然在沈阳逗留，看望他的伯父，重温天伦之情……”[1]

博古与李德对此，并不像项英看得那么严重。但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站在为自己辩护的立场上，对博古、洛甫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博古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然不得不主管政治问题以及越来越突出的军事问题，这就使他违背自己心愿地成了毛的对手。他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在理论上很有修养；虽然年轻，但政治上很有经验，然而在制订军事方针时，他总乐于接受我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决定。

这一点，李德写得很策略，很有分寸。他说博古乐于接受他的“建议”和周的“决定”，以证明他不是后人说的“太上皇”。

……我同博古之间逐渐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也经受了以后几年意见分歧的考验。我同他作过多次交谈，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不同意毛的观点，但他认为必须同毛合作，以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他而维护党的统一。他被毛“贬职”以后，还一直坚持这种看法，直至1946年悲惨地死去。诚然，这种“忠诚”的态度，使他以后又激烈地支持毛的政策。

只有共产国际的权威和苏联的利益，在他看来始终是高于一切的。

洛甫比博古年纪大些，受的教育也比他全面；洛甫和博古一样致力于增强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多次表示很蔑视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意识。但是作为负责政府和苏区工作的中央书记以及闽赣苏区政府的新领导人，他也逐渐陷入了毛的影响之下，并转到了他的路线一边。对此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毛的军事计划。显然他相信这个计划在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洛甫并不因此而放弃他自己的立场，所以，在他作为博古的后任当上中央总书记之后，又多次同毛发生冲突。到六十年代，毛终于把他彻底赶下了台。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图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任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

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是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二十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1932年他担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领导人时，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现在他支持王明和博古，拥护共产国际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路线。他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与此同时又扩大了他在军队中的势力，因为很多指挥员是他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第四次反围剿军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在前敌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合并以后，有关战事的一切领导权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实际上他指挥着全部武装力量，包括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底他在一份表格上写道：1932—1935年曾任中国红军总司令。当他在长征中及时觉察到毛泽东占了上风，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转到毛的一边。我觉得，他至少是在一些方面，违背了自己比较正确的认识，成了毛的忠实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