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残酷的证言（第12/15页）

一些快满服役年限的苏军老兵恣意欺压和折磨新兵。训练营地中，上级军士更是对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粗暴野蛮的惩罚措施。驻阿富汗苏军的组成人员复杂，来自苏联境内欧洲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白种人”士兵跟来自亚洲部分加盟共和国的“黄种人”士兵常常发生冲突，相互殴斗，有时居然会引发严重的开枪仇杀事件。仅仅战争之初的1980年11月，就有175名苏军士兵因违反军纪被送入惩戒营和劳改营，3名苏联军官因在阿富汗从事走私活动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莫斯科郊外执行枪决。80年代中期，阿富汗甚至爆出过苏联高级文职顾问参与黄金外汇走私案的丑闻，此案牵扯到阿富汗国家情报服务局局长纳吉布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拉特布扎德等高级官员，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可想而知。苏联军官跟士兵一样缺乏实际战场经验，常年的训练让他们对常规战比较熟悉，却应付不了游击战。但是多兵种协同机械化作战对阿富汗这个贫瘠的山国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习惯于集中指挥和拘泥于按计划打仗的苏联军官常常一错再错，而且其固执态度已经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他们缺乏指挥反游击战作战所必不可少的主动精神和随机应变能力。比如，当米-24武装直升机在袭击无关紧要的目标时，发现了大批暴露的阿富汗游击队员，可是米-24只当没有看见，继续攻击原来的目标。因为苏军陆军航空兵的作战条令明文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能有临时的应变。

十多万大军在阿富汗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也搞不清他们在这地方的目的。苏联军人就像上班一样，每天天亮了乘坐米-24武装直升机出发，到一个地方扫射一通，护送一支运输车队给友军运送给养或其他什么东西，然后收工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偶尔会看到一发“毒刺”导弹从山里飞起来，朝着某架倒霉的苏军直升机飞过去，最后用1980年勃列日涅夫的口吻调侃一句：“阿富汗？那地方真不错！”

一些苏军士兵开始叛逃了。不时有苏军士兵冒着种种危险逃离部队，参加到阿富汗游击队的行列里来。1983年11月，两名驻喀布尔的苏军士兵叛逃到西方，开苏军士兵在阿富汗向西方潜逃之先河；法国拒绝给这两位叛逃者签证，他们最后获准去美国政治避难。到80年代中期，从阿富汗叛逃到西方的苏军士兵越来越多。最惊人的事件发生在1985年10月，一名在喀布尔广播电台担负警卫任务的19岁苏联士兵突然冲过大街，冲进街对面的美国大使馆。他拒绝与苏联人员会见，始终只对西方记者强调了一句话：我不喜欢这场战争，我要回家。

最危险的情况在向苏联境内蔓延——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也有自己的同胞。随着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民族问题上逐渐推行宽容政策，在这些加盟共和国里爆发了反对向相同种族的人民进行战争的示威游行，甚至骚乱。而在苏联欧洲领土上的加盟共和国里，也爆发了反对俄罗斯人的示威。按照街头传单的说法：“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被迫’执行俄罗斯军官的残酷命令，流的是他们自己和阿富汗人的血。”到80年代末，这些加盟共和国还提出了让它们的服兵役者在他们家乡共和国服役而不是被派往阿富汗的要求。

曾有名苏军士兵走进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人群立即包围了他，准备揍他。这名苏军士兵说：“我也是穆斯林。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要我给她弄一部《古兰经》。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实现她对我的要求，因为在苏联是弄不到《古兰经》的。”清真寺里的阿富汗人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惊讶，不仅没有揍他，还热情地送他一部《古兰经》。由此可见，驻阿富汗苏军的军心已经处在被瓦解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