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11”之后的战争（第10/12页）

在这样的包围中，奥马尔、拉登等重要人物全部趁乱逃离坎大哈，不知所踪。2001年12月5日，在美国的运作下，出席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的阿富汗各派代表一致推举卡尔扎伊出任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此前论实力和声望在阿富汗各派力量中都不够大，却在波恩会议上当选，算是爆出了阿富汗问题的一大冷门。无论如何，战事还未结束，阿富汗率先露出了一缕和平的曙光。

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阿富汗临时政府的30名内阁部长中出现了两名女性——苏哈拉·西迪克出任卫生部长，西玛·萨马尔出任副总理兼妇女事务部长。60岁的苏哈拉出生于坎大哈，普什图族人。她的父亲是当地一名极有权势的军事派别领袖，她自己则是阿富汗惟一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女性。不过，她的本职工作并不是打仗，而是治病救人。美军空袭喀布尔期间，作为外科医生兼喀布尔妇女儿童医院院长的苏哈拉一直坚守岗位，在医学界同事中备受尊敬。

45岁的女物理学家萨马尔更是阿富汗妇女从政的新起点。1982年，萨马尔成为哈扎拉族中第一位获得医学学位的女性；之后，她一直与丈夫致力于抵抗苏军侵略的事业。1984年她丈夫连同他的三个兄弟一起被捕，再也没有回来；萨马尔的家族中一共有64人在阿富汗抗苏战争中丧生。27岁那一年，萨马尔带着两岁的儿子越过边境来到巴基斯坦的奎达，在那里继续抵抗活动。1987年，利用从国际教会救援组织那里募来的一笔钱，她开设了第一家难民医院；此后的许多年里，萨马尔一直以巴基斯坦为基地在边境地区建造医院和学校。经过多年的努力，她一共建起了4家医院、10家诊所。在工作中，她深深体会到阿富汗医务人员的缺乏，于是她就在自己的医院里培养专业的医务人员。在她积极的活动下，阿富汗建起了44所女子学校。也正因为这样，她曾经遭到巴基斯坦当地亲塔利班组织的威胁，但她不为所动，继续工作。

她们的存在，让外界普遍相信，和平正在降临阿富汗。

攻下坎大哈后，美国人干的第一件事是派中央情报局特工到那里大力回收“毒刺”导弹。80年代提供给阿富汗游击队用来对付苏军直升机的“毒刺”导弹，现在却对美国人的自身安危构成了严重威胁。当年提供给阿富汗游击队的500枚“毒刺”，中央情报局估计在阿富汗南部地区仍遗留着50—100枚。为此，美国飞机白天一般不敢在坎大哈机场上着陆。一枚“毒刺”导弹造价3—4万美元，却可以击落美国人价值上千万美元的军用直升机和运输机，更不用说飞机上搭载的人员和装备。从9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便定期在阿富汗境内秘密回收“毒刺”，当时的收购价格为每枚10万美元。现在水涨船高，收购价格达到每枚15万美元，是实际造价的4倍。在美元的“物质刺激”下，美国人从坎大哈郊区的塔利班溃兵手里收购了一批“毒刺”，总算是解除了当年美国人自己留下的空中威胁。“毒刺”导弹回收后，全部被就地销毁。

坎大哈陷落后，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之间也出现了裂痕。从技术上说，他们的军事指挥系统分散，难以统一作战。塔利班本身是一种原教旨主义政治运动，在鼓舞士气中作用较大，不能代替军事指挥，更没有统一协调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夺取阿富汗全国政权后，塔利班的军队组织没有正规化，还是以部落民兵为基干。这种组织适合游击战，却无法在面对美军强大空中火力的情况下进行城市坚守。基地组织本身是一座恐怖主义军校，它与其说是为了打仗，更不如说是藏身。他们到底要保卫阿富汗（其实这个国家除了是他们的庇护所外，与他们并没有血缘上的联系），还是要保卫自己，连基地组织自己都搞不清。和平时期，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可以共享一套后勤系统，但地面战打到激烈时，谁都顾不上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