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史例述评（一）（第2/8页）

我曾经在课堂上用详细例证来表述1796年战役中的军事运动，我也曾通过示意图介绍战役紧要时期几支军队所处的位置和军队的数量。现在不用这样详细地阐述了，只要在地图上用线条标出每支法军前进距离，以及北路法军撤退时双方部队的位置，就可以一目了然。儒尔当率领北路法军撤退后，南路法军仍然继续向前，直到莫罗得知儒尔当已经撤退，他才意识到他中了诱敌深入之计，他立刻停止前进。儒尔当还未退至莱茵河就停止了后撤，他的部队因为战败和撤退而士气低落，一时间无法牵制查理大公。查理大公继续向南准备截击莫罗。莫罗只好紧急后撤，还未赶到莱茵河，奥地利已经在莱茵河上游准备迎战了。他只好回师向南在布赖萨赫渡河，无法重返出发点斯特拉斯堡。

以下四点极为重要：集中；实现集中的方法，诸如多瑙河流域的中央线；中央位置所提供给军队运动的内线；交通线对作战成败的影响，诸如莫罗被迫后撤。让我用历史实例来说明它们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为了详尽阐述，我将从比1796年之战还要早一百多年的战争中引出实例。该实例的特点比查理大公那场众人皆知的战役更为突出，这个实例不仅可以使陆军运动和海军运动互相对照，互为佐证，还可以介绍协同作战。它的明显特色在于，兼具陆军和海军特色，完全可以称其为基于陆、海军各自条件而构成的联合态势。这些战役，可称为陆军、海军的联合作战，这种联合表面看似并不明确，仔细分析才看得出。之后，我将简述1652—1654年英荷两国之间的海战。仅是这次海战，就能详细说明诸如集中、中央位置、内线等课题。

这些实例为：1796年的日耳曼境内陆战；1635—1648年法国及其盟国对抗奥地利与西班牙同盟的陆、海军混合[5]；1652—1654年英荷海战[6]。

感谢科贝特所著的《英国在地中海》一书为后两个实例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一些建议；我还要感谢其他作家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科贝特的著作为海军增添了极有价值的篇章，同时他的著作也为海军史增加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科贝特在这本著作中，不断地介绍了致使英国进入地中海的一些事件，说明了英国以地中海为稳固基地成长为地中海强国，进而指出地中海上的英国优势海军，有助于英国陆军在陆地上的发挥，从而影响事件的总进程。

《英国在地中海》涉及时间为1600—1713年。我将会提到发生在这一时期内的众多事变，大部分内容主要为1630—1660年这三十年间的事变。在这一时段，欧洲的主要局势为：直至1640年，英国的实力因为国王同议会互相争斗而被削弱，已无力顾及国外活动；法国与奥地利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已经开始，这时的奥地利还统治着日耳曼地区和西班牙。

波旁皇室和奥地利皇室的斗争是1618—1648年著名的三十年战争中的一部分，战争波及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根据其特征，这场战争应该属于宗教性质。然后，究其根源，这场战争其实是两个皇朝之间的政治斗争。波旁皇室和奥地利皇室都虔信罗马旧教，两个皇室斗争缘于奥属日耳曼依靠日耳曼皇帝（属奥地利皇室家族）的支持不断加强日耳曼诸邦的联合。这种联合依靠西班牙的金钱和日耳曼强盛的军事力量以及军事位置予以维持。16世纪，著名的查理五世也曾一手操纵了这样的联合。针对这个情况，阻止这种局势重演成了法国的国策。阻止奥地利扩张的国策，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制定，而且得到了黎塞留[7]的支持。为此，法国联合新教国家，如瑞典、荷兰[8]以及众多地理属北欧的独立的小日耳曼新教诸邦结成同盟。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它们标志着主宰了一个世纪的宗教联合向政治联合转变。这种转变是从克伦威尔1650—1658年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开始的，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带有宗教目的色彩，深受宗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