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战争（第4/21页）

“在外面的桌子上铺些报纸。”她一开口，眼镜就滑下来了。十分钟后，我们的脸上滴着汗水，俯身围拢她，她试图用自己带来的厨刀实施蝶形刀法切开一对肺叶。肺的表皮张力抗拒着刀刃，切口的另一边鼓胀得像个橡皮球。肺肉已经有点发臭了，我们不停地赶走飞来飞去的苍蝇。

“大概应该把它们冷冻一下吧。”有人插嘴道。

可是冬布拉瓦卡夫人是个执拗的女人。她决意要让自己担的风险有所回报，决意向我们展示肺叶的结构和功能，要像掀开衣服一样把它们剖开，指出肺泡、瘪塌的气囊、支气管上的白色厚软骨。她从肺的边角开始动刀，切着切着，她的动作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我们都退后一步，看着她戳穿一侧的肺肉。她鼻梁上的眼镜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她用单臂去压眼镜，另一条手臂努力捣鼓，活像是在修水箱。

突然，那只肺从她手里跳脱，滑过铝箔纸，越过桌边，掉到了地上。它停在那里，沉重而确凿。冬布拉瓦卡夫人低头凝视了片刻，与此同时，苍蝇立刻找到了目标，小心翼翼地在气管切口边沿走动起来。然后，她弯下腰，把它捡起来，重新放在报纸上。

“你，”她对着我说话，只因我碰巧站在她身边，“到咖啡柜里拿些麦管回来，把这对肺吹起来。赶紧的，快去！”

之后，冬布拉瓦卡夫人成了备受尊崇的人物，尤其在我眼中。她为了我们偷偷带来那些肺，当我们轮流往里面吹气的时候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她让我越发坚定地渴望成为医生。

也是因为冬布拉瓦卡夫人，我们接触到了走私贩，其实那时整个城市都被黑市控制了。对她而言，黑市能提供教学用品。对我们来说，指导思想虽然一致，但涉及的物资种类却不同。突然之间，我们想要那些从未想过要渴求的东西，那些让我们有资格炫耀的东西─假冒名牌包、中国珠宝、美国香烟、意大利香水─只因以前没法获得，只因它们昂贵又很难买到。佐拉开始涂她妈妈的口红，继而找门道自己买。战后六个月，她培养出对法国香烟的独特爱好，从此拒绝抽别国的香烟。实足十五岁那年，她会流连在革命广场上我们常去的咖啡屋，倚着小桌，朝那些独具本地特色、可能合她口味的男孩们挤眉弄眼。在一个舞会上─我都不记得自己去过了─她和二十一岁的布兰科好上了，据说，他是个军火走私商。我不赞同她和他好，可那是战时啊，管他呢。更何况，后来我们发现他只是个朋克小混混，闯过最大的祸不过是偷收音机。

大多数周末，我和佐拉都会一路走到老城尽头和码头公园。那是黑市走私买卖的中心区域、大学生们的课外巢穴。身材瘦高、耸着肩膀的男孩们坐在铁轨边练摊儿，排成一长溜儿的桌子和盒子上展示着录影带、太阳眼镜和T恤衫。佐拉会穿上她衣橱里最短的短裙，所到之处必定响起好色的口哨声，她就那样径直走到布兰科的摊位前。他跷着二郎腿，拉着手风琴，喝着啤酒，夜色渐深时他会停止叫卖，小歇片刻，顺便把她拉到垃圾箱后面尽情抚摸。那种时候，我就待在车里，把车窗都摇下来，腿跷到挡风玻璃上，享受着低迷萦绕在车里的斯普林斯廷1[1]的《我着火了》，贝司的乐段真迷人啊。

奥里就是这么发现我的。奥里，出售假冒的设计师品牌标签，保证可以无缝拼接到你的衣服、行李箱及其他男装饰品上。他十七岁，瘦得皮包骨头，坏笑的时候有点腼腆，和那些练摊儿的家伙一样，要不是在打仗，他绝不可能有吸引力，不过，只有他够鲁莽，胆敢把脑袋伸进我们的车，留意到我听什么歌，并且问我：“你喜欢这种？要不要再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