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9/12页）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临时拼凑的政府驻在国立工艺博物馆时，工人们却带着疑问的目光在街头徘徊，既得不到指示，也没听到号召。他们回到了家中，只得再一次相信，祖国的这些“山岳派”老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他们也许还咽下了眼泪，像那个穿工装的人一样在说：“一切都完了！完了！”或者在为“山岳派”搬演的这场闹剧暗暗觉得好笑。

但是赖德律-洛兰的优柔寡断，吉纳德的迂腐颟顸，这一切还只是失败的外部原因，而且也是必然的，正如刚强的性格和顺利的境况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也必然会出现一样。内在的原因在于那个作为示威的动力的共和思想的贫乏。衰老的思想可以拄着拐杖苟延残喘，甚至还可以像基督一样，在死后向信徒显灵一两次，然而不能再控制生活，引导生活了。它们已无法左右一个人，或者只能左右那些庸碌无能的人了。要是“山岳派”在6月13日成功了，它怎么办呢？他们心里什么新东西也没有。至多把1793年那个伦勃朗或萨尔瓦多·罗萨46风格的灿烂而阴郁的时代，复制成苍白无力的画面，既没有雅各宾人，也没有战争，甚至也没有幼稚的断头台。

在6月13日和里昂起义47失败之后，大逮捕开始了，市长带着警察走进了我们在埃夫里市的家，要找卡·布林德48和阿·卢格；我们的一部分朋友被捕了。孔斯耶尔热里监狱已人满为患，一间不大的屋子要关六十来人，中央放着一只便桶，一昼夜抬出去清理一次——这一切都发生在文明的巴黎，而且在霍乱猖獗的时期。我不想再在这种安乐窝里待上两个月，吃霉豆子和臭牛肉，便向一个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人借了一张护照，上日内瓦去了。49

那时法国的交通还得靠拉菲特和卡拉特50；铁路上行驶的是长途马车，我记得，到了沙隆，马车便离开铁路，到了另一个地方又驶上铁路。与我一起坐在车厢里的有一个瘦瘦的男子，脸晒得黑黑的，留着剪短的胡子，外表很叫人讨厌，他老是怀疑似的瞧着我。他带的提包不大，还有一把用漆布包着的剑。显然，这是乔装改扮的警官。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遍，然后缩在角落里，不讲一句话。到了第一个车站，他把乘务员叫来，说他忘了一张出色的地图，请他给他一张纸和一个信封。乘务员告诉他，离打铃只有三分钟了；警官匆匆跳下车，回来后更加怀疑地打量着我。四小时在沉默中过去，甚至他要吸烟时向我打招呼也不开口，我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他，向他点点头，使个眼色，然后也掏出了雪茄。到了黄昏时刻他问我：

“您是上日内瓦？”

“不，去里昂。”我回答。

“啊！”谈话便这么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乘务员打开车门，让一个人上车，这人秃顶，穿着宽大的豌豆色大衣和颜色鲜艳的坎肩，拿着一根粗手杖、一只袋子和一把伞，肚子大大的，好不容易挤进车门。等这位典型的和气大叔在我和警官之间坐下以后，我没等他喘过气来，便问道：

“先生，您不反对吧？”

他一边咳嗽，一边擦汗，把一块绸手帕包在头上，回答道：

“没关系，请便，我的儿子经常抽烟，他现在到阿尔及尔去了，他整天吸烟呢。”这以后他便开始轻松地闲谈和聊天了。过了半小时，他已问完了问题，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听到我从瓦拉几亚来，便带着法国人特有的礼貌说道：“啊，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51。”其实他并不知道，这地方究竟是在土耳其还是在匈牙利。

我那位旅伴对他的问话回答得非常简单。

“先生是军人吗？”

“是的，先生。”

“先生到过阿尔及利亚？”

“是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