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5/34页）

乔家才将军在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黄埔军校第六期有两位杰出的同学都是骑兵科，又都和我有深厚的交情。”这两位有深交的同学，“戴雨农将军三十五年（1946）3月17日座机在南京以南戴山撞山失事，以身殉职。廖耀湘将军于三十七年（1948）11月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原来乔家才将军与老同学“深厚的交情”，使正直的他，也不能免于曲笔！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虽然他的“公正”，有点因人而异。正因为爱之欲其忠、恶之欲其奸，所以同为降将，但待遇有亲疏之别。正因为乔家才将军对老同学网开一面，在史学方法上，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怀疑他笔下的戴笠的事迹，是否也会有“廖耀湘模式”出现了。

“廖耀湘模式”的特色是隐恶扬善（恶不一定是坏，而是曲为之讳的一些事），隐恶扬善是做人的美德，却不是作史的史德。史德的标准，正是乔家才将军所楬橥的“真实”与“公正”。对事实有所隐、有所讳，不论动机如何，对“真实”而言，都犯了大忌。不幸的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千言万语，一涉及戴笠，便隐恶扬善得一塌糊涂，这就“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说有人劝他写出信史，他“犹豫未下笔”，为什么？因为“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乾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为什么这样？原因就在于他无法“书其美不隐其恶”，结果连美也无法一书了。乔家才将军则正相反，他要书其美而隐其恶，结果呢，把戴笠写成了一代完人，美得冒泡，结果令人起疑，起疑到连真的也被人打了折扣了，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其理在此。

何况，以戴笠那么多面复杂的人物，在军统那么单线庞大的组织里，乔家才将军所能了解戴笠的真面目，也不无限制的。他是戴笠的同学兼畏友，而不是左右的“佞幸”与“私昵”，戴笠的另一面目，乔家才将军未必了解或得知，而一直跟着戴笠的贴身的人，反倒所知独多，沈醉就这方面有所公布，又岂能以“为文不可靠”五字一概抹杀之？这又何以服人？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你说我虽著作千言万语，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我乃一介武夫，岂敢舞文弄墨、班门弄斧？所以千言万语者，辨是非、表忠义也。”我相信乔家才将军千言万语的目的在“辨是非、表忠义”，但从而抹杀沈醉的千言万语，这就有失“真实”“公正”了。我承认沈醉的千言万语，在表军统局方面的忠义，落墨不够；但他笔下的非军统人物中的忠义事迹，他又何曾忘怀？叶挺也、杨虎城也，乃至阻止沈醉去暗杀杨杰的沈醉之母也……他们的忠义，又何不可表？至于辨是非方面，沈醉所为，都在着力于此，只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标准，与乔家才将军有异耳！

我所以说乔家才将军有“直在其中”之隐，原因就在从他的著作与来信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曲为之讳。他来信说他“坐牢并不怨天尤人”，毛人凤明明为女友竞选之私残害同志，而乔家才将军却说：“‘如果毛先生真的如此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如此信任如此糊涂的人，交付如此重大的任务，国家都会亡的，个人的生死算个什么……’这是我自己找死，能责怪国民党吗？毛局长欺瞒总统蒋公把我关进监牢，能说是国民党关我吗？毛人凤局长也代表不了国民党，他的监牢也不能说成国民党的监牢。”看了乔家才将军这些话，我们能不觉得其愚忠可悯吗？人是蒋介石用的、权是蒋介石授的、非法枪毙马汉三是蒋介石准的、非法关乔家才是蒋介石批的、监牢也不是毛人凤开的……事实明明已清楚如此，而乔家才将军却只怪自己，雅不欲实指毛人凤以上的任何人或集团，这种“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愚忠，岂不太可哂了吗？难道陷害忠良，也是为革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