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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将背包里的东西倒出来，把红白相间的盒子里的铜壳子弹一发发装填进副警长的步枪。“娜塔莉，抱歉在做这件事之前没有同你商量。我不能错失这次机会——海恩斯简直是送上门来的。”

“嘿，没事儿。”娜塔莉说。她激动得动来动去，一会儿单膝跪地，一会儿蹲着，一会儿又双膝跪地。她舔了舔嘴唇：“索尔，这很有趣。”

索尔看着她。

“我是说，我知道这很可怕，但同时也令人兴奋。我们要干掉这个人，离开这儿，然后……噢！”

索尔紧紧地抓住她的肩。他将步枪靠在石头上，把右手放在她的另一只肩上。“娜塔莉，”他说，“这一刻，我们身体里全是肾上腺素。这是很令人兴奋，但这不是电视。枪战结束之后，演员不会站起来去喝茶。头几分钟就会有人受伤。这同交通事故一样，没什么好兴奋的。你要做的是集中精力，让别人去遭遇事故吧。”

娜塔莉点点头。

直升机绕了最后一圈，短暂消失在南面的山脊背后，然后带着一团尘土和松针降落在空地上。娜塔莉紧贴着地面，肩靠在石头上。索尔俯卧着，步枪靠在肩膀上。

索尔闻到了被太阳炙烤的泥土和松针的味道，不禁回忆起了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1944年10月，从索比堡逃出来之后，他加入了猫头鹰森林里一个叫“奇尔”的犹太游击队。十二月，在成为游击队医生的助手和勤务兵之前，索尔分到了一支步枪，被安排去站岗。

那是个寒冷和晴朗的夜晚，满月下的雪地上呈现出一层淡蓝。突然，一个德国士兵跌跌撞撞地闯进索尔埋伏的空地。那名士兵还只是个孩子，没有戴头盔，也没有佩步枪。他的手上和耳朵上都包裹着破布，苍白的脸上都是冻伤。索尔从他所属部队的标志立刻判断出，他是一个逃兵。上一周，苏联红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虽然还有十周德国国防军才会被彻底打败，但这个孩子同成百上千人一样，加入了溃败的行列。

关于如何对付单个的德国逃兵，奇尔游击队队长耶切尔·格林斯潘下达过具体的指示：射杀他们，将尸体丢进河里，或者留在原地腐烂。没有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审讯的时间。但有德国巡逻队经过的时候就不能开枪，以免暴露游击队的位置。这时候，哨兵就得改用匕首，或者直接放逃兵走。

索尔大声盘问起来。他本可以开枪的。他的战友隐藏在数百米之外的山洞里，这一带都没有德国兵活动的迹象。但他没有立刻开枪，而是选择了盘问。

那个男孩立刻跪在雪地里哭泣起来，用德语哀求索尔。索尔绕到金发男孩身后，古老的毛瑟枪枪口离男孩后脑勺不到三英尺。索尔想到了那个大坑，想到了被扔进大坑中的苍白尸体，想到了那个德国国防军士兵脸上的橡皮膏——他叼着烟休息，两只脚在恐怖的大坑上晃荡。

男孩痛哭着，泪水冻成了冰，在长长的眼睫毛上闪着光。索尔抬起毛瑟枪，往后退了一步，用波兰语说了一句：“走吧。”德国男孩转过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然后连滚带爬地从空地逃走了。

第二天，游击队向南转移。他们在一条小河的开阔段发现了那个德国士兵面朝下被冻僵的尸体。就在那一天，索尔找到格林斯潘，请求担任雅克兹克医生的助手。奇尔游击队队长瞪了索尔好一阵子才开口说话。游击队可没工夫培训不愿或不能杀德国人的犹太人，但格林斯潘知道，索尔是切姆诺和索比堡的幸存者，于是他同意了。

索尔在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都参加了战争，但最后一次他只参战了几个小时。每次战争中，他都是军医。除了被上校操控去跟踪老家伙的那几个小时，索尔从来没有杀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