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职[8]（第5/8页）

也许，我本不该有浓厚的兴趣去耐心地与他长谈近两个小时，但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英国威尔士人会在法国内地这样偏僻的乡村当农民。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原因展现了出来。这个故事如此令人着迷，把我和伯纳黛特都吸引住了。

他的姓氏不是普雷斯，而是普赖斯，按法语的发音是普雷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赖斯，出生在英国威尔士南部的朗达山谷。差不多四十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威尔士军团的一名二等兵。

当时，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他身负重伤，在一家英军医院里躺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政府宣布停战了。当英军返回家园的时候，他由于伤势太重无法动身，于是被转移到一家法国的医院。

在这里，他得到一位年轻护士的悉心护理，当他因为伤痛而卧床不起，这位姑娘爱上了他。他们结了婚，来到法国南方的多尔多涅，在她父母的小农场里安顿了下来。他再也没有回过威尔士。岳父岳母去世后，他妻子作为唯一的子女，继承了这个农场，也就是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

在这个如此缓慢的叙述过程中，普赖斯夫人一直坐在这里倾听着。每当偶尔听懂一两个词语时，她便会绽出快乐的微笑。我努力想象她在一九一八年时的模样：身材苗条，像一只快活伶俐的麻雀，一双深色的眼睛，干净整洁，干起活来十分欢快。

这位法国小护士在佛兰德地区的传染病医院里，悉心照料这个巨大、无助、头脑简单而又发育过度的大孩子，并最终爱上了他。这个形象深深打动了伯纳黛特，她俯身向前，碰了一下普赖斯的胳膊。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普赖斯先生。”她说。

他没有表露出任何情致。

“我们来自爱尔兰。”我说，像是在提供一些信息作为回报。

当他妻子为他盛上第三份浓汤的时候，他依然沉默无语。

“你去过爱尔兰吗？”伯纳黛特问道。

又过了几秒钟。他咕哝着点了点头。我和伯纳黛特惊喜地互相对视了一下。

“你是在那里工作吗？”

“不是。”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

“你在那里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兵。”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伍的。他入伍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是一九一七年被派去佛兰德地区的。此前，他在英国陆军的爱尔兰警备司令部。

伯纳黛特微微打了个寒战。她来自一个狂热的共和党家庭。也许我本不该去理会，不该去进一步探究。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继续问了下去。

“你们驻扎在哪里？”

“都柏林。”

“啊，我们就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不喜欢。”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我们都柏林人对这个地方是很自豪的。我们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品质。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的早期生涯，正如他后期部分的经历一样，展现得十分缓慢。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威尔士朗达地区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生活艰难而凄凉。一九一四年，他十七岁就当兵入伍，其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饱穿暖和有营房住。他一直是一名二等兵，从来没有得到过晋升。

当其他人奔赴佛兰德地区的前线时，他在训练营和威尔士的一个军需仓库里度过了十二个月。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被派往爱尔兰警备司令部，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爱兰布里奇寒冷的兵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