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职[8]（第7/8页）

现在学校当然不教这些了，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事实：当起义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要经由水路去利物浦监狱时，都柏林人——其中大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事情本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作出了一个愚蠢而疯狂的决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间，在基尔曼汉姆监狱处决十六名起义的带头人。不到一年，民众情绪发生了变化：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选中，独立党横扫全国。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爱尔兰的独立终于获得了认可。

伯纳黛特在我身边辗转难眠，沉浸在对往事的回想之中。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想起了当年五月份那几个凄凉的早晨，马路上响起行刑队士兵们带铁掌靴子的踩踏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从兵营向监狱进发。她想起了士兵们在监狱的大院子里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犯人被押解到远处墙壁的一根木桩旁边。

她想起了她的伯父。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她肯定会想起他。伯父是她所崇敬的人，但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在监狱里，他拒绝与狱警用英语对话，在军事法庭，他也只用爱尔兰语讲话。在刑场上，当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他面对一排黑洞洞的枪口，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她还想起了其他人……奥康纳、克拉克、麦克多诺、帕特里克・皮尔斯[12]——当然，肯定有皮尔斯。

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懊恼，忍不住低声嘟哝。所有这些都没意义。还有其他犯人，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英国军队的逃兵，在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后，也都被枪决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许多罪犯都被强制执行了死刑，而战争时期，获死刑的人就更多了。

“是在夏天。”普赖斯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从五月到九月下旬。在一个小国家的历史里，一九一六年春天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可谓重大事件。默默无闻的二等兵在重大事件中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我放弃这些念头，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醒来了，因为刚过黎明不久，阳光就从窗外照进来，而且，院子里家禽的叫声，足以把死人吵醒。我们二人都用水缸里的水洗漱了一下，我尽可能把胡子刮得干净一些，然后把脏水从窗户泼到院子里，这能够湿润一下焦渴的土地。我们穿上昨天的衣服，走下楼梯。

普赖斯夫人已经在厨房的餐桌上为我们二人准备了热气腾腾的牛奶咖啡，还有黄油面包，吃起来味道很好。她丈夫连个影子都看不到。我还没有喝完咖啡，普赖斯夫人就把我召唤到屋前。在堆着牛粪、靠近大路的院子前面，停着我的那辆凯旋汽车，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就是修理厂的老板。我想普赖斯先生或许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可是哪里都没见到他的身影。

修理工滔滔不绝地解释着，我只听懂了他反复提及的一个词语：Carburateur[13]。他随后又做手势对着管子吹气，以清除管子里的尘土。原来如此，这么简单。我发誓要去学汽车修理。他向我要了一千法郎——在戴高乐推行新法郎前的那些岁月里，一千法郎大约是一英镑。然后，他把汽车钥匙递给我并与我道别。

我和普赖斯夫人结了账，又是一千法郎（在那个年代，确实只要一小笔钱就可以去国外度假了），随后叫来伯纳黛特。我们装上行李，上了车，一下子就发动了引擎。最后挥手道别后，普赖斯夫人就进屋去了。我倒了一次车，转过车头，经过农房门口朝道路驶去。

刚刚驶上道路，我忽然听到一声大喊，随即停下汽车。透过驾驶位旁敞开着的车门玻璃，我看到普赖斯先生从院子对面朝我们跑来，他手里提着那把大斧，斧子在他脑袋旁晃来晃去，如同一根牙签般轻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