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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点了点头。不过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希尔施在拘留营只待了一个小时。他是化装成党卫军军官来的，要求一位法国指挥官交出两名受盖世太保追捕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当时他认出了我，他事先不知道我在拘留营。他立刻不动声色地要求也引渡我。那位指挥官是个胆小的预备役少校，早就对这一切不耐烦了，他只要求给他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证明。希尔施给他开了，他身上总是带着一些有真有假的空白证明信。然后希尔施行了个纳粹式举手礼，把我们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那两位政治家一年后又被捕了，他们在波尔多落入了盖世太保的陷阱。

“是的，没错，”我说，“我可以看看希尔施给你们的书面资料吗？”

莱文犹豫了一下。“当然可以。有什么可看的呢？”

我没有回答。我想确证一下，罗伯特陈述的与我告诉核审人员的是否一致。我仔细阅读了那份资料，然后把它交还给莱文。

“对吗？”莱文又问了一遍。

“对。”我边说边向周围扫了一眼。我周围的一切好像突然间变了样子。我不再是孤独一人，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一个声音在向我呼喊，我曾以为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一切都变了，什么也没有失去。

“您有多少钱？”律师问。

“大约一百五十美元。”我小心翼翼地答复。

莱文摇了摇他的秃脑袋。“稍微少了点儿，即使是办短期的旅游签证，为了继续前往墨西哥或加拿大也不够。但这还可以想办法。您明白吗？”

“不明白。我去墨西哥或加拿大干什么呢？”

莱文一张嘴又露出他的大马牙。“不干什么，先生。重要的是，您得先进入纽约，而最容易的就是申请短期的过境签证了。等您一旦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您可以生病，生了病就无法旅行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申请滞留签证了，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当务之急是把脚先伸进门！现在您明白了吧？”

“明白了。”

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莱文从包里拿出一副黑色的角边眼镜戴上，看着她走远。“待在这儿日子肯定不好过。”他说。

我耸了耸肩。“还可能更糟。”

“更糟？为什么？”

“更糟的情况多了，”我说，“可能出不去了，并患上胃癌。如果埃利斯岛在德国，那就会有人会把您父亲钉在地上，好从您嘴里逼出口供。”

莱文凝视着我。“您真是有一种令人觉得十分恐怖的想象力。”他说。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只是有十分恐怖的经历。”

律师掏出一块大花手帕，像吹号一样把鼻涕擤得震天响。然后他把手帕细心地重新折叠好，收了起来。“您多大年纪了？”

“三十二岁。”

“流亡多久了？”

“快五年了。”

这并不符合事实，我流亡的时间还要长，但根据我所拥有的路德维希·佐默的护照记载，流亡是从1939年才开始的。

“犹太人？”

我点了点头。

“您看上去可不怎么像犹太人。”莱文说。

“可能吧。难道您认为希特勒、戈培尔[9]、希姆莱[10]和赫斯[11]看上去就特别像雅利安人吗？”

莱文又沙哑地大笑起来。“不像，确实不像！这也无所谓。如果您不是犹太人，何必要说自己是呢？特别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对吧？”

“可能对吧。”

“您在德国集中营待过吗？”

“待过，”我不情愿地说，“四个月。”

“您有相关证明吗？”莱文有些贪婪地问道。

“没有证明。我被释放，后来就逃亡了。”

“真可惜！我们现在其实挺需要这类证明材料的。”

我注视着他，我明白他的意思。但赤裸裸地用这种东西做交易令我反感。做交易那种经历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得我自己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让它们沉淀下去。不是忘却它们，而是在我用不着它们的时候，仅仅在自己的内心抹去它们的痕迹。我不是指现在在埃利斯岛，而是指在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