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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身看到刚才痛哭的那位妇女。她手上现在牵着一个红头发的孩子，孩子在吃一根香蕉。

“他们对您做了什么？”我问。

“他们不想让我的孩子入境。”她小声说。

“为什么？”

“他们说，孩子……”她犹豫着，“孩子脑子有些慢。”然后她忙解释说：“可这孩子肯定能康复！在我们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不是傻子！他只是有点儿迟钝！他会恢复的！他们必须给他时间！他不是精神病！可里面那些人不相信啊！”

“有医生在场吗？”

“我不知道。”

“您必须要求医生到场，一位专科医生。他会帮助您的。”

“我怎么请得起专科医生？”这位妇女喃喃自语道。“我很穷。”

“您得申请，在这儿是可以申请此事的。”

小男孩吃完香蕉后把香蕉皮理顺，然后放进了裤兜里。

“他很注意整洁，”母亲小声说，“您看他办事多么井井有条啊！他怎么可能疯癫呢？”

我凝视着小男孩，他好像没有听母亲在说什么。他的下嘴唇向下耷拉着，他在搔自己那发亮的头发。阳光照射到他的眼睛上，眼睛看上去像玻璃假眼。“为什么他们不想让他入境？”母亲嘀咕着。“他就是比别人更可怜嘛。”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他们允许许多人入境，”我最后说，“几乎所有的人。每天早晨都有人被释放，您得有耐心。”

我说这话的时候十分蔑视自己。我感到自己这么做的时候，真想从这位母亲眼前逃走，她在困境中仰视着我，就好像我真能给她出什么主意似的。我没主意。我尴尬地从兜里掏出点儿钱，塞到那个看上去有些自闭的男孩手中。“拿着，去买点儿什么吧！”

这是流亡者的一种古老迷信，试图用一种愚蠢的姿态来贿赂命运。我立刻感到羞愧。我想，这是在用几个硬币的人道来换自己的自由。还有什么？难道希望那腐败的孪生姐妹——恐惧，也随之一道前来了？还有它那更加谄媚的女儿——怯懦？

这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我在窗前站立良久，边观看窗外北面的纽约城闪烁的灯火，边回忆自己那穷途潦倒的一生。拂晓时一位老先生昏倒了，激动的人影在他床边忙来忙去。有人在找硝酸甘油，老人把他的药盒弄丢了。“他可不能病啊，”家属们小声说，“那可就全完了！明早他必须得站起来！”他们没找到药盒，然而一个留着长胡子的忧郁的土耳其人帮助了他们。早晨，老人又能步履蹒跚地走进公共活动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