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学人物，情节，时间（第2/8页）

我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相信莎士比亚对我们现代虚构人物概念的形成负有责任。现代虚构人物起先出现在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里，后来成熟于19世纪的小说之中。

莎士比亚特别是莎士比亚评论帮助虚构人物从其数世纪之久的定义—单一基本属性的化身、一维的角色、其本质是历史的和象征的（尽管莫里哀才华横溢，其戏剧《吝啬鬼》的主人公总是并且只能是一个吝啬鬼）— 之中解放出来，将之转化为受矛盾的欲望和状况塑造的复杂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理解完美展现了我们现代关于人类的各种见解— 一组无法被缩约为任何其他事物的复杂品质。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性格”相比于生活的其他方面显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它主宰了小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为了理解主人公，而不是为了理解生活本身。阅读和讨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一真正伟大的小说，通过三个亲兄弟和他们同父异母的弟弟，变成一场关于四类人、四类性格典型的讨论。就像席勒沉思天真的和感伤的性格典型，我们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完全投入其中。但同时我们在想：生活并非完全这样。19世纪的小说家们受到针对自然法则的科学发现以及后来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开始研究现代人的隐秘灵魂，创造了灿烂的主人公群体和一贯的人物性格— “典型”再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E.M. 福斯特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小说面面观》中探讨了19世纪小说的成功和诸多品质，他以最大的篇幅论述了人物性格的话题以及各种各样的小说主人公，给他们分类并描述其发展的来由。我在二十多岁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体会到一种成为小说家的强烈愿望，同时我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人的性格并不像福斯特所说的在文学中那么重要。但是，我会接着想到：如果人物性格在小说中显得重要，在生活中它一定也重要——毕竟，我还不太了解生活。

我还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一名成功的小说家必须创造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主人公，如汤姆·琼斯、伊凡·卡拉马佐夫、包法利夫人、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或奥利弗·特威斯特。我在年轻时渴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后来，我从未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我的小说。

对小说主人公的特点与怪癖的过分的、不合比例的兴趣，就像小说本身一样，从欧洲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从19世纪末期一直经过整个20世纪，欧洲以外的小说家们透过舶来的新玩具，即所谓“小说”的各种技巧，看见了自己国家的人民和故事，觉得有责任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创造一个伊凡·卡拉马佐夫或一个堂吉诃德。1950和1960年代的土耳其批评家们会自豪地赞颂他们敬佩的本省作家：“这部小说显示即使在一个贫穷的土耳其乡村，我们也许能发现一位哈姆雷特或伊凡·卡拉马佐夫。”瓦尔特·本雅明对俄国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极为推崇，他最精彩的中篇小说《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也许会使我们明白问题的广泛性。（该小说的灵感实际上主要来自《包法利夫人》，而不是《麦克白》。）这些在西方的文化中心创造的文学形象好似原初铸件—就像杜尚式的现成艺术品—被转运到非西方国家，小说艺术在那里方兴未艾。这一切让这些本土作家感到自豪和满意。他们认为本民族人民的性格与西方人的性格一样深沉和复杂。

因此，许多年之间，世界文学与思想批评的整个领域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们所说的“人物性格”，特别是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类想像虚构出来的，是一种人为的构造。让我们再一次想起席勒使用“天真的”一词形容看不出事物里人为技巧的那些人，并且让我们天真地问自己，文学世界如何对文学主人公的性格保持如此的沉默和天真。难道这是对心理学的普遍兴趣带来的一个结果？—心理学领域获得了一种科学的光环，在20世纪上半叶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地在作家之间传播。或者这是由于一股天真而又庸俗的人文主义热情支持了那种认为任何地方的人们本质上都相同的观点？或者这也许可以归因于西方文学相对于读者群较小的边缘文学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