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小姐（第4/5页）

“坐直，亲爱的，”“暴力小姐”会说，“把你的脊椎当成一棵树，迎着太阳茁壮成长。”可是劳拉对这种想象毫无兴趣。

“我不想做一棵树。”她会这样回答。

“做树总比做驼背强，亲爱的，”“暴力小姐”会叹着气说，“如果你不注意自己的姿势，你就会变成驼背的。”

有许多时候，“暴力小姐”都会靠窗坐着，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浪漫小说。她也喜欢翻阅阿黛丽娅祖母手工装订的皮面剪贴簿，里边贴着精美的凸饰请柬、报社印的菜单，而后是一些剪报：慈善茶会、带幻灯片的说教性演讲——有去过巴黎、希腊，甚至印度的大胆而又可亲的旅行者、斯维登堡新教的信徒、费边社社员、素食主义者、所有推行自我修养的人，偶尔也会有一些古怪的事情。比方说，一个去非洲，或撒哈拉大沙漠，或新几内亚的传教士描述当地人如何施展巫术，如何给他们的女人戴上精致的木制面具，或者如何用红漆和贝壳来装饰他们祖先的颅骨。所有这些泛黄的纸片都是无情消失的那段奢侈、矫饰的岁月的见证。对于这些，“暴力小姐”却研究得非常仔细，似乎要铭记在心，而且微笑着从往事中感受乐趣。

她有一小盒金属箔剪成的星星，有金色的，也有银色的；她会在我们做过的东西上贴一枚。有时候，她会带我们到外面去摘野花。我们把摘下的花朵夹在两张吸墨纸中间，上面再压一本重重的书。我们渐渐喜欢她了。不过，她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哭。她倒是哭了——她痛哭流涕的样子很不雅；平时她举手投足的样子都是如此。

我十三岁了。我成长的方式不是我的错，而父亲却似乎为此感到恼火。他开始注意我的姿势、谈吐以及行为举止。我的衣着应该简单朴素，平时要穿白衬衫和深色的百褶裙，去教堂要穿深色的丝绒连衫裙。那些衣服看上去像制服——像水手服，而事实却不是。我的肩膀应该挺直，不能垂下。我躺着不可以叉开手脚，不可以嚼口香糖，也不可以坐立不安或喋喋不休。他要我达到的要求是根据军队的标准——整洁、服从、安静，无明显的女性特征。性感这个词虽然从未说过，却是要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他让我放任自流太久了，现在是收我的心的时候了。

劳拉虽然还未到适当年龄，但也开始受这方面的管制了。（什么是适当年龄？现在我明白，那是青春期。可当时我只是觉得困惑。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对我要像对待奇怪的少年管教所里的少年犯一样？）

“你对孩子们太严厉了，”卡莉斯塔说，“她们毕竟不是男孩子。”

“很遗憾，她们不是男孩。”父亲说道。

有一天，我发现我得了一种可怕的病，因为血从我的两腿之间渗出来；我肯定要死了！于是我去找卡莉斯塔。她噗嗤一笑。接着，她向我作了解释。“这只是一个小麻烦，”她说道。她还说，我该称它为“朋友”或“访客”。瑞妮的看法却更具宗教色彩。“这是灾祸，”她说道。她差点说这是上帝又一个奇特的安排，是为了让生活更不易。她说，事情往往都是这样的。至于血，你撕些破布来不就完了。（她没有说“血”，而是说“脏东西”。）她为我沏了杯黄春菊茶，喝起来像烂生菜的味道；另外，她还为我灌了个暖瓶来缓解我肚子的阵阵绞痛。然而，这两种方法都不管用。

劳拉在我的床单上发现了一处血迹，于是就开始哭泣。她以为我要死了。她呜咽着说，我会像母亲一样，不告诉她一声就死掉。我会生一个像小猫一样的灰色小婴儿，然后死去。

我告诉她别犯傻。我说，这血迹与婴儿没关系。（卡莉斯塔没有对我说过关于生孩子的问题。她无疑认为，灌输太多这方面的知识会扭曲我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