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9/11页）

回到使馆后，他有了个主意。他给民警局打电话，询问能否让负责此案的刑警到他这里来一下。下午三点钟，契尔诺夫警官来了。

“我也许能够帮助你们。”麦克唐纳说。

刑警扬起了眉毛。

“那真是太感谢了。”他说。

“年轻的斯通小姐今天上午感觉好一点了。好很多了。”

“谢天谢地。”警官说。

“她描述了其中一个袭击者。在被袭击之前，她借着门厅的灯光看见了那个人的脸。”

“她在第一次陈述时说，两个人都没看清楚。”契尔诺夫说。

“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力是可以恢复的。你昨天下午见到她了吗，刑警？”

“是的，昨天下午四点钟。她醒着。”

“可我认为，她那时候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今天上午，她清醒多了。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位家属是搞美术的，她在斯通小姐的帮助下画了一张人物肖像。”

他把一幅用炭画笔和蜡笔画成的图画递到了书桌对面，刑警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非常有用，”他说，“我这就把它拿到刑侦队去传阅。这种年龄的人，应该是有记录的。”他起身准备离开，麦克唐纳也站了起来。

“很高兴能帮上忙。”他说。他们握了手，刑警离开了。

午饭时分，西莉亚·斯通和肖像画家都被告知了这个新编的故事。她们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但都同意在契尔诺夫警官来询问时统一口径，不过后来刑警再也没来问过她们。

莫斯科各地的刑侦队都没能认出那张面孔，但他们都把图画贴到了办公室的墙上。

苏联，莫斯科

1985年7月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那里发了笔横财后，克格勃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在这个“大博弈”中有一条牢不可破的规矩：如果一个情报机关突然从敌人的核心人员那儿获得了一位宝贵的线人，那就必须对该人实施保护。因此，当这个人透露了一批叛徒时，其兴高采烈的新主子会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处置这些叛徒，每处置一个，都要编造一个不同的理由。

只有当他们的线人远离危险，安全地到了后方以后，才可以把被他出卖的叛徒一网打尽。不然的话，则无异于是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的广告，宣称：“我们从你们机构内部里发展了一个大卧底，看看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

由于埃姆斯依然处于中情局的核心职位上，而且很有前途，克格勃第一总局本打算按规矩把他透露的十四个叛徒慢慢地仔细剔除。不过，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视他们声泪俱下的抗议，将这个做法彻底否决了。

“铃铛小组”对来自华盛顿的丰沛收获进行分类整理，发现其中有一些描述可立即辨认，另一些则需要仔细检验和追查。那些已被“立即辨认”出来的叛徒当中，有的仍在国外任职，必须巧妙地把他们诱骗回来，不能让他们闻到腥味。这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十四人当中，其实有一个长期为英国效劳的间谍。美国人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由于伦敦曾把他的成果与兰利分享过，中情局知道了一点有关他的事情，由此可推断出更多情况。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七十年代早期在丹麦被招募，为英国人工作了十二年。他已经受到了怀疑，但他还是作为苏联驻伦敦使馆住勤情报官，最后一次返回了莫斯科。埃姆斯的叛变，直接证实了这个苏联人的疑虑。

不过，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上校很幸运。7月份时，他觉察到自己受到全面监视，网在收紧，很快就要实施逮捕了，于是他发出了一个事先约定好的紧急信号。英国秘情局搞了一个快速的撤出行动，当这位身材精瘦的上校在莫斯科街上慢跑时，把他救出来，偷运到芬兰去了。他幸存了下来，后来在中情局的一座安全屋里，由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听取了他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