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格街谋杀案（第9/16页）

我拿过了枪，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而杜潘继续着，讲了一大堆话，好像在独白似的。我早就说过他在这样的时刻中的令人费解的神态。他的话是对着我说的；可是他的声音，虽然不响，却有着一种对某个在远处的人说话的语调。他的眼睛盯着墙壁，显得很空洞。

“那争吵的声音，”他说，“即被走上楼梯的那群人所听到的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自己的，这个事实已经充分证实了。这让我们消除了那个老夫人可能先杀害了女儿再自杀的嫌疑。我这么说主要是出于对谋杀方法的考虑；因为莱斯巴拉叶夫人的力气根本不可能将女儿的尸体推上烟囱，推到尸体被发现时的位置；而且她自己身上的伤口性质也完全排除了自杀的想法。那么，谋杀是第三者进行的；并且，第三者是其中一个争吵者。现在让我来说说——不是说关于这些争吵声的全部证词——而是那证词中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注意到它的特殊性了吗？”

我对他说，所有的证人都一致推测那个嘶哑的声音是发自一个法国男人的，而针对那个尖厉的声音，或者照其中一个证人所说的刺耳的声音，则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那本身就是证据，”杜潘说道，“但是它不是证据的特殊所在。你没有注意到特殊之处。但是确实有东西值得留意。照你说的，那些证人在嘶哑的声音上意见相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尖厉的声音上，特殊之处在于——不是在于他们意见不同——而是，当一个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法国人试图要描述它时，每个人都把它说成是外国人的声音。每个人都很确信那人不是自己的同胞。大家都把它比成——不是比成自己精通该语言的那国人——而是恰恰相反。法国人推测这声音是西班牙人的，而且‘如果他懂西班牙语的话，他可能会分辨出几个词。’荷兰人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声音；但是我们发现报道中说‘他不会讲法语，是通过翻译被询问的’。英国人则认为声音是德国人的，而且他‘不懂德语’。那个西班牙人则‘确信’那是英国人的声音，但他完全‘凭语调断定，因为他根本不懂英语’。意大利人相信这是俄国人的声音，但是他‘从没和俄国人讲过话’。还有，第二个法国人与第一个不同，而且他很肯定那声音是一个意大利人的；但是他对意大利语不熟，就像那西班牙人，靠‘凭语调’。看来，那声音真的是又奇怪又特殊，居然会引出这样的证词！——这人的语调，甚至是欧洲五个重要区域的居民都不太熟悉！你会说也许它是亚洲人的——非洲人的话。巴黎很少有亚洲人或非洲人；但是，在不否定推论的情况下，我现在只是请你注意以下三点。这声音被一个证人表述为‘与其说是尖厉，还不如说是刺耳’。它被另外两人认为是‘短促而不稳定的’。没有词语——没有像词语的声音——被任何证人提到是可辨别的。

“我不知道，”杜潘接着说，“到此为止，根据你的理解，我这样讲给了你怎样的印象；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正是这些从证词中获得的合理推论——我指的是有关嘶哑和尖厉声音的证词——它们自身就足以引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将为对此神秘事件的所有更进一步的调查指明方向。我说的是‘合理推论’；但是我的意思并没有因此而被充分表达。我的意图是要暗示，这些推论是唯一正确的，而且从中产生的必然的疑问也是唯一的结果。然而，这疑问是什么，我现在还不会说。我只是希望你记住，对于我，那怀疑足以使人确信地让我在对那房间进行调查时，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一种明确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