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一夜之城（第11/13页）

艾米莉边说边笑，我在想，对于那些一个宿舍里住了10个人的年轻女人来说，这种故事该有多么流行。来深圳之前，艾米莉从未想过有人会这样做。她告诉我说，她最震惊的事情，是听到了她那个涪陵邻居的最新信息；在她的家乡，那个年轻女人的故事被到处传颂，她是四川人在深圳获得成功的典范。艾米莉的姐姐得知，实际上那个女人当了一个香港老板的“二奶”。

艾米莉对到深圳来的生意人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那些台湾人。她的男朋友朱云峰最近辞掉了首饰厂的工作，到了一家新的工厂，那儿的台湾老板对工人们很好。然而艾米莉认为，像这样的老板只是个例外，绝大多数的老板都是剥削成性的色鬼。艾米莉说，一年前她老板在台湾的公司倒闭了，然后不无嘲弄地说：“那些人全都是在其他地方生意失败的。”

当我问到政治气候的问题，艾米莉说深圳的政治约束要比她的家乡少得多。但她也指出，这儿的劳工情况可能造成了同样效果的限制。“老板们取代了政府，控制着一切。”她说：“可能这都是一回事儿。”

艾米莉说到邻近城市一个台湾老板的手袋厂时，表情特别激动。像关外大部分的工厂一样，这家手袋厂的工人一周工作6天，但更过分的是，老板规定平时工厂大门要上锁。除了周日以外，工人无法离开工厂。

“那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说。

“很多工厂都那么做。”她说：“他们那些人和政府关系很好。”

艾米莉有个朋友在那家手袋厂工作，那儿的台湾老板命令每个员工在生产线上工作至午夜，每当发现有员工表现出疲惫的样子，老板就冲他大声叫骂。有个工人抱怨过，老板就开除了他；那个工人要求领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老板找人来把他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激怒了艾米莉，她决定必须要有所行动。我问她是不是去找了警察，或者去找其他的政府机构，还是说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

“都不是。”她说：“我给这个老板寄了封信，里面写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我还画了一副骨骼在里面。”

我不懂“骨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艾米莉就把那两个字写在手掌上给我看——中国人要说清楚一个词时，常常这么做。但我还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最后她把她的碗筷推到一边，在桌子上画了个草图。

“一副骷髅？”

“是的。”她说：“我画了一副骷髅。不过我没写我的名字。我的落款是：‘一个深怀不满的员工’。”

她咯咯地笑起来，用手捂住了嘴。服务员过来清理了我们的桌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从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的写作课上没有包括“死亡威胁”这一项。最后，我问道：“那封信起作用了吗？”

“我想它有一些帮助。”她说：“那家工厂的工人说，老伴收到信后非常恐慌。之后他对工人好一些了。”

“你为什么不向警察投诉呢？”

“没有用的。”她说：“那些老板全都有关系。在深圳这个地方，每样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

吃完饭后，艾米莉问我：“你想看一些有趣的东西吗？”

我们走上了一条小路，那条路通往市中心。路下面是条小溪，在黑夜里缓缓地流淌着。这条路两旁没有路灯，但路边站了好几十个男人。他们手里拿的烟发出橘红色的光，像暗夜里的萤火虫。我问艾米莉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找妓女呢。”她低声在我耳边说。不一会儿，有个女人走过来了，她走得很慢，边走边东张西望；有个男人迎了上去，和她说话。两人谈了一会儿，那个男人走开了，重新站回到黑暗的角落，那个女人继续往前走。艾米莉说：“你想不想看看，如果我把你单独留在这儿，会发生些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