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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写一篇报道，我会得到300或400美元的报酬。只有当有新闻事件发生时，我的生活才能过得体面；如果我好好利用游戏规则，我可以根据新闻事件的每次新进展写一篇报道：每一次官方声明，每一个微妙的措词，从“遗憾”到“真诚的遗憾”，从“惋惜”到“抱歉”到“歉意”。但一个人的理智是有价的，我的理智还不只300美元这个价钱；如果我想要做一个专业的解构主义者，我早就应该留在研究院里深造了。

即使我会以某种方式成了一个优秀的日报记者——假设我有一个真正的办公地点，打点好了真正的人脉关系，还学会了爱上电话；但我还是对新闻报道的形式深表怀疑。我不喜欢那种第三者的表达：两个记者目睹了同一件事，而笔下的报道却完全不同，只是都用了那种客观而权威的口吻——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作者几乎从来不会在他们的报道中出现，也不会解释他们做新闻报道的方法。在中国，很多外国记者雇了翻译或“线人”，线人就是他们的助手，帮忙追踪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而这些为报道做出贡献的人却极少会在报道里提到。即使你是独自工作，你的外国人身份还是会影响到中国人的反应，但在一篇第三人称陈述的报道里，这一点很难说清楚。

我更有耐心去写报纸的专栏，专栏报道比较详细。我为《波士顿环球杂志》写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故事，杂志给了那个报道充分的篇幅。但即使是长篇的专栏，也会被美国新闻业的一些特定价值观所限制，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海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在涪陵做老师时，我就看到这一类的信息是如何反向作用的。我的学生们用一本叫《美国调查》的教科书，里面有一章是关于“社会问题”的：

1981年，加州大学校园里的抢劫率和强奸率增加了150%。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所教会学校，一名女学生独自在教室自习时，一名歹徒持猎刀强奸了她，并抢去了她身上的财物。在加州的一所大学里，一名足球教练在校园里被一个持枪的人抢劫。据说，在南卡莱罗纳州大学，一伙流氓专以女学生、女教师和教职员工的妻子为强奸目标，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很难拿着这么一本教科书上课。书里的细节很可能是真实的：当然，南卡莱罗纳州有一些流氓；不过对于一个偏远小城的学生，这种信息很难说得上是一个有用的学习起点。这些学生需要的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非一些琐碎的细节；一堆零碎的事实只能让他们感到困惑。

那本教科书上的信息很可能是摘录自美国的报纸，而记者传达这些信息其实是有目的的。在美国，记者在一个社区里工作，而他们报道的故事能促进社区的改变。这是报业最高尚的一面，也是最让人颂扬的一面。任何一个美国记者都知道“水门事件”的经过：锲而不舍的记者们如何为腐败政府的垮台助上一臂之力。这就是一名优秀记者的典范：如果你的社区里有什么流氓问题，你就揭露它，即使这流氓是美国的总统。

在大报社里，出色的记者成了派驻外国的通讯记者，他们把其工作模式带到了海外。通常，他们会到处搜寻那些充满戏剧性的、还没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就会雇用一些翻译或者线人。有时，他们的报道会带来改变。在非洲国家，报道了饥荒和集体屠杀的记者可以促使国际机构介入这些事件。因为当地的社区已经遭受破坏，记者可以在国际社区里起到作用。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国家接受一些国际援助，这些援助大部分都是以借贷的形式，但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通过中国人的努力和决心建设起来的。过去，对于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美国政府的回应是时不时就威胁要经济制裁中国；但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贸易已经变得太重要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已经超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局限。尽管这个国家有一些问题，但它已经能够稳定、独立、有效运作，且实力不断增强。当美国人望向太平洋彼岸的时候，关键问题不是他们如何去改变中国。理解这个国家，以及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