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翻译（第5/6页）

然而绝大多数的外国记者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思维定势里，一如那个旧档案柜：

民主 （Democracy）

民主党 （Democracy Party）

游行 （Demonstration）

残疾 （Disabled）

灾难 （Disasters）

异见分子 （Dissidents）

在一个典型的外国驻中国记者站里，中国助手们会帮忙搜集当地报纸上的新闻，发掘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也从一些心怀不满的市民里获取信息。如果外国记者注意到某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他就继续展开调查：甘肃的贩卖儿童事件、广西的妇女绝育事件、山东监狱里的劳工维权人士等。这些新闻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而那些报纸的读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了解这些新闻的背景。这就像那本涪陵的教科书：有时你获得了更多的消息，知道的却越少。甚至尽管这些新闻是出于最为良善的目的，却只变成了满足人们窥探隐私的东西而已。

我不想写这样的专栏，这些专栏意味着在报社工作的主要吸引力就只是新闻而已。而新闻在中国似乎毫无意义：这个国家每年都在改变，然而步伐稳健，变化微妙。这儿没有什么卓越的领袖，像“撞机舌战”这种看似重要的大事会迅速被人遗忘，就像惊涛骇浪的大海上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泡沫。我们有故意遗忘的历史；新闻不再重要。勇敢的新世界。

在我的电脑里，我翻找出以前的信件，稍稍修改了一下：

亲爱的新闻参赞：

“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他的经验与外国记者的工作要求相称……《纽约客》全力支持海斯勒先生任职我们杂志的驻京记者。我们感谢您考虑此份申请。

我更适合为杂志工作。杂志的故事更长；你可以用第一人称写作；编辑并不太关心时效性。杂志的文章按字数付稿酬，与报纸专栏作家只能拿固定稿酬相比，这可好多了。杂志社报销工作的开销。因为杂志运作更慢，我有时采访调查就可以不需要用电话。

“过去的20年，中国的经济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译者注：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作者为《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之初曾经以报社记者名义向新闻参赞递交过一封同样的信件）

这就像那些题刻的甲骨文一样仪式化：同样的陈词滥调，同样的信和文件。《纽约客》从来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派驻一个全职的记者，于是我自己造了一个《纽约客》官方的驻华记者站，它恰巧和《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在同一个地方，又恰巧和《华尔街日报》记者站也在同一个地方。那些申请文件堆在一起，但外交部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在乎。

申请进展顺利，直到进展到了翻译那一步。外交部宣称，杂志的中文名应该“纽约人”，这是New Yorker的直译。我的名片上将要这么写着：

纽约人

彼得·海斯勒

每次我把这张名片给中国朋友看，他都会禁不住大笑起来。在香港、台湾和美国一些说中文的社区，人们已经管这本杂志叫《纽约客》了。“ 纽约客”是一种音译，听起来和英文原名有差异，但比翻译成什么“纽约人”可好太多了。

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孙苏菲，她是《华尔街日报》里的中国助手。苏菲自告奋勇要帮我。她觉得由一个本国人和外交部打交道，事情会好办些；但打了一通电话以后，她就气得话也几乎说不出来了。她告诉我这问题没办法解决；那些人就是典型的官老爷们，头脑顽固。

最后，我自己给那个负责官员打电话。他的名字叫石江涛（音译），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但我做了自我介绍以后，他的声音就变得冷淡起来。我们用中文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