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第9/10页）

“现在，”王均得意地说：“你再看这个！”

这份剪报是2000年的。标题写着：

诗人、书法家袁晓园在北京庆祝百岁生日

下一张剪报是2001年的：

百岁老人袁晓园谈论她的健康状况

这些文章里的某些语句都被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下划线，是用红墨水笔划上去的。一个加下划线的句子表明袁晓园出生在1901年。另一个加下划线的句子注明她已经101岁了。在句子旁边的空白处，有人用红笔紧凑地写下了“94”这个数字，像是在订正一份学校的作业。

“报纸上每年都有这样的报道。”王均说。“她什么事都要说谎。她就是这么变得比周有光还要老的。”

他指向了另一处划线的部分。

“她声称自己在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当过教授。”王均说。“谁有听说过‘西东大学’？这什么校名啊！她还说自己在‘旧金山大学’教过书。‘旧金山大学’根本不存在！”

在那些文章，所有假的学术机构也加上了红色的下划线。我离开之前，王均把那些剪报交给了我，他建议我在《纽约客》发表的文章里揭露袁晓园的谎话，他说这将是文章里很棒的细节。他最后告诉我的是：“袁晓园写文章很好。她是个好诗人，还很擅长书法。但她是个骗子。”

我来到三楼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又多了16年：周有光快97岁了， 这是个弱不禁风的男人，驼着背，穿着宽松的运动裤和拖鞋。他光秃秃的头上皮肤特别光滑，就像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悉心打磨的一般。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必须要靠近他大声喊叫，而他的手就围着助听器，蜷出听筒的形状。但他的思维很敏捷，且仍然记得怎么说英语。1940年代，他在纽约是银行家。

“我以前在银行俱乐部里看你们那本杂志呢！”他说。

我冲着他喊：“从那以后，杂志就改了！”

他看到我的名片以后，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向他解释这是外交部的翻译。“纽约人！”他用中文说着，小小的身体颤抖得像风中的杨柳。“纽约人！多好笑呀！”（注：外交部把New Yorker杂志译为“纽约人”，何伟几次交涉要求改为约定俗成的“纽约客”，无果。）

像很多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爱国青年一样，周有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回到了祖国。起初，他打算帮助新政府建立起银行体系，但他很快就觉察到，共产党人的银行业并没多少前途可言。他转向他的兴趣——语言学，最后成为了拼音最主要的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1955年选出来那四套新的“中文”字母表最后怎么样了。他对那些字母表的印象很模糊。老人家记得，其中一套字母表由物理学家丁西林设计。但显然那些字母表的所有记录都已经销毁了。“这种东西在文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没了。”他说。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归咎于毛泽东；有些人怪罪毛泽东的妻子和“四人帮”。但有一种观照长期的观点，则认为是中国对自身传统的长期质疑以后，在那段时期达到了幻灭的顶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点点地削弱他们自身的文明，试图抛弃那些“落后”的元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过程变得如此狂热，以至成了纯粹的破坏：人们憎恶一切中国的东西，但同时又憎恨一切外国的东西。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却至少保护了一个中国的传统：汉字。这段混乱的时期与“大跃进运动”一起，妨碍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开展。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对极端的文化改革已经失去兴趣了。他们由意识形态的危机转变成了虚无主义的危机；随后他们从另一面找到了立足点——他们选择了实用主义和邓小平的种种口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