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第1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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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留院观察。他的家人赶来探望。第二天晚上，他最小的女儿吉拉尔在房间里陪护他。当时她已经订好了去以色列的机票，正在犹豫是走还是留。

“我想我还是先别走，”她说。

“走，”他说。“你不在，我不会轻举妄动的。”

他的眼睛有点耷拉下来。吉拉尔赶紧招呼护士过来。她问护士是不是可以早点服药，这样可以让他早点入睡。

“吉……”“大先生”嘟囔道。

她抓住他的手。

“记住那些回忆。”

“好的，”吉拉尔回答。她哭了。“我肯定哪里都不去。”

“你要去，”他说，“你在那里还是可以回忆的。”

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父亲和女儿。最终，吉拉尔站起来，依依不舍地吻了他，祝他晚安。护士给了他药片。在护士走出去的时候，他在她身后小声嘱咐道：

“拜托……如果你关上灯，能不能隔一会儿来看看我，别忘了我还在这里？”

那个护士笑了。

“当然。我们怎么会忘记拉比歌唱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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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后没有多久，“大先生”被护士叫醒。护士用海绵给他擦身。时候还早，四周很安静。护士温柔地给他擦着身，刚醒来的他轻轻地哼着，唱歌给护士听。

突然，他的头一歪，他的音乐永远地停止了。

那是个夏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我问他为什么会想成为一个拉比。

他掰了掰手指头。

“第一，我喜欢和人打交道。

“第二，我处事温和。

“第三，我耐心。

“第四，我爱做老师。

“第五，我对于我的信仰很坚定。

“第六，这让我传承历史。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这个职业能让我按我们的传统所教导的那样去活：活得好，做得好，受保佑。”

这些理由里怎么没有上帝。

他微笑了。

“上帝是排在第一之前的那个理由。”

悼词

座位都坐满了。教堂里挤满了人。人们压低了声音互相打招呼，满含着泪水互相拥抱。大家都避免去看讲坛。大多数的追思会上，人们看着前方，但目视前方的时候很少会看到死者生前的座位。他过去一直坐在那把椅子上……他过去站在那个讲桌后。

“大先生”在那次大中风之后又弥留了几天，留下足够的时间给他的妻子，儿女，孙辈，以及赶来向他道别的人们。我也这样做了，抚摸着他浓密的白发，把我的脸贴着他的脸，向他保证他不会有第二次死亡，他是不会被忘记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在我和他重新联系上的那八年里，我第一次当着他的面哭了。

但是我的第一次哭泣，他却看不到了。

我回到家，等着电话。我没有马上开始写悼词。我觉得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已经存了好多录音带，笔记，照片和记录便签；我也有他的布道讲稿和报纸剪报；我还有那本阿拉伯语的课本和其中夹着的家庭合影。

等到了那个电话之后，我开始写。我搜集到的那些资料，我一眼都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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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摸了摸放在口袋里，折叠起来的那些打印讲稿。那是他对我提出的最后的要求。在他提出这个要求之后，我以为那是一件大约会用两到三周的时间来完成的事情，现在，八年过去了。我快要五十岁了。镜子里的我看起来老了不少。我努力回想八年前这一切开始时的情形。

你能给我作悼词吗？

感觉像是上一辈子的事情。

低声祈祷之后，他的追思会开始了，这是这个教会六十年来第一次阿尔伯特·刘易斯不能主持或参与的活动。几分钟后，几轮祈祷之后，“大先生”生前鼎力提拔的现任拉比，斯蒂芬·林德曼，怀着爱，用优美的词藻赞美了他的前任。他用了一个令人唏嘘的词语：“啊，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