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穆斯惹拉的棕榈树（第2/3页）

那棵树上共有一百二十一道。

房里的天花板很高，我一直找不到够高的梯子来换卧室里的灯泡。那个灯泡在前任房客承租时便坏了，那位房客叫作克里斯·麦克葛瑞尔，他是英国《卫报》的特派员。

在克里斯之前的房客则叫作苏珊·戈登堡，也就职于《卫报》。在她之前则是《洛杉矶时报》的特派员芭芭拉·德米克，她是一位单亲妈妈，她的孩子就在这栋房子里出生。过去十五年来，报道巴以冲突的这些作者、孜孜不倦的记者、观测员、记录者，他们的精神令我深受启发。每当我熬夜记录我在这个中东冲突最激烈地区的旅程经历之际，就能轻易感觉到他们就在身边陪伴着我。

在我搬到穆斯惹拉这栋房子不久之后，我的事业出现了有趣的转折。我当时在替BBC电台第四频道做一则图文报道，主题是发生在以色列中部位于特拉维夫附近一座城市的名誉杀人[57]案件的受害者与幸存者。我认识了一位母亲，她不久前才在以色列法庭上指证她的一个儿子以维护家族名誉为由杀死了她十八岁的女儿，而这位凶手只比受害人大两岁。通过这位母亲，我才得知在贝都因阿拉伯小区有这么一段黑暗的历史，那就是女孩与女人会被自己的兄弟与亲戚谋杀。由于小区民众害怕遭到凶手报复，所以此般罪行多年来始终被蓄意掩盖，直到这位母亲挺身而出，她公开的证词掀起了一阵波澜。在我眼里这则故事不仅重要，更具有视觉震撼力。我觉得短短一则BBC专题报道实在不够，我想要拍一部纪录长片。我非常笃定要执行这个计划，几个月之内便面试、募集了我的团队，成员包括一位住在旧城区维亚多勒罗沙街的巴勒斯坦摄影师，还有一位以色列左翼剪接师，她来自独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如今已入籍以色列。她成长于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58]时期，但是革命未能阻止她的祖国无可避免的分裂，因而她对此运动的幻想也宣告破灭。我募集了这两位来自对立双方的组员一起参与我的计划，这也算是我的小小和平实验。后来我的团队扩编，又加入了一位巴勒斯坦基督徒翻译、一位巴勒斯坦穆斯林旁白员，还有一位美国犹太音效剪辑师，大家一同参与这部探讨以色列都市化过后的贝都因小区中所发生的名誉杀人案件的纪录片。

我与里欧的关系同样也发生了有趣且出乎意料成熟的转折。尽管在经历了包括分手等种种遭遇之后，我当初想要深入中东生活的决心并未动摇，于是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成为中东世界的一分子，不但遵照丈夫的期望，以犹太或半犹太的方式养育孩子，我自己也学习当地语言，并且鼓励孩子们跟进。里欧与我虽已分居，但我对此事的立场并未改变。

在过了两三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而不会有算旧账的冲动，于是我们同意一起进行安息日仪式，包括点蜡烛、读祷文，并且一起在里欧位于马哈耐·耶胡达市场附近的那赫罗小区的房子里共进安息日晚餐。那赫罗正是里欧所谓政治正确的小区，因为此区一直都是犹太人的地盘，据闻该地不曾属于巴勒斯坦人（里欧说，这么一来当地居民就无须承受许多持有“阿拉伯”房屋的犹太屋主曾经或理应心生的那股罪恶感）。自从里欧搬过去之后，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再前往我深爱的马哈耐·耶胡达市场了。但那股因分离之痛所衍生的苦楚并未维持太久，我接受里欧的邀请，每个安息日都与他跟孩子们一起在他家共同度过。

话说回来，像这样往来于两处住所之间，还是会令人有些迷惘。我们有两个家：一个是位于穆斯惹拉，邻近旧城区大马士革门的鄂图曼式宅邸里的一户公寓；另外一个家则位于犹太那赫罗小区，那里是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等中东地区的穷困犹太移民最早的落脚处之一。如今当初那些移民的第三或第四代子孙住在脏乱、拥挤、天花板低矮，一户户有如牢房的公寓中，八个家庭挤在一栋简朴的两层楼建筑里是常有的事。那里距离我的住处不过二十分钟路程，但却是另外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