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译本译者序（第9/11页）

二十年代后期，佩索阿对过去十五年里以自己的名义写作的“交叉主义”和“极端感觉主义”诗歌产生一种矛盾感。将它们重新纳入到《不安之书》，不仅能把佩索阿的名字从一时的尴尬中解救出来（他因作为这些文章的作者而感到尴尬），还能通过对上下文语境的强化来补救它们。但这只是一时之念。在和详细目录一样被打出来的增补注释中（见附录三），我们读到：

后来，对于我曾经误认为应收录进《不安之书》的多首诗作，已另外编撰成书；这本诗集应该选取一个合适的标题，从而说明该诗集中收录了如同废物一般的诗作，或应该加有旁注——即可以使人联想到超然的文字。

佩索阿总是和他的“半异名者”一样犹豫不决，他又回归到自己的原计划：一部用优雅甚至有诗意的葡萄牙语撰写的散文，但仍然且始终是散文。是什么使他产生了将诗歌融入进去的想法呢？

《不安之书》成为受佩索阿钟爱的计划，即使有些不恰当，他竭力试图将迥然不同的各个部分聚集在一起。被编入《不安之书》的散文如此多样，以致聚合它们的新作者贝尔纳多·索阿雷斯的职责要远远大于一个日记作者。为了把索阿雷斯打造成一个可信的多面手作者，佩索阿决定彻底扩宽他的文学领域，使他甚至成为一个诗人。如果从根本上说，阿尔瓦罗·德·坎普斯和里卡多·雷斯这样的诗人也写散文，为什么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就不能写诗呢？但是不：这只会把事情搞复杂。佩索阿意识到这一点，他放弃了之前的想法，重新收回安在索阿雷斯名下的诗作。从一封写于1935年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推知这一点，信里援引《斜雨》作为“本名”作品（属于佩索阿自己的作品）。然而，索阿雷斯保留了已继承的诗散文，他通过自己的实践使这种继承合理化，在写于1932年11月28日的那段节选（第386篇）中大显身手，那篇文章显然是《在隔离的森林里》的续篇。在另一篇文章里（第420篇），索阿雷斯巧妙地将《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丧礼进行曲》带到了道拉多雷斯大街。在和自己的创造性和理智上不可救药的混乱倾向作斗争时，佩索阿至少为《不安之书》找到了一种相对统一，“但不要放弃其深刻表达方式所具有的梦幻状态和逻辑上的支离破碎特点”（见附录三的“说明”）。

至于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写诗的散文家，思考的梦想家，没有信仰的神秘主义者，不犯瘾的颓废者——佩索阿创造出的最合适的作者（索阿雷斯正是佩索阿自己的残缺复制品）为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统一性，就其本性而言，它无法成为一本书。被称作索阿雷斯的半虚构人物使这本纷杂散乱的书变得更正当合理，或者说，他的出现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对于那些难以适应现实、常态和日常生活的人而言，他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典范。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继续做梦，由于梦的实现永远也达不到我们的想象，我们永远也无法使梦实现——这是佩索阿留给我们的、最接近启示的东西，他通过贝尔纳多·索阿雷斯告诉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

怎么做到这一点？通过无为。通过坚持做梦。通过履行日常职责的同时活在想象中。在心灵的版图自由漫步。像恺撒一样去征服，沉浸在幻想的响亮号角声里。在幻想的隐秘处体验激情性爱的愉悦。以一切方式感受一切，用想象而不是总会疲劳的身体去感受。

比方说，梦见自己同时、分别而又各自成为在河边散步的一男一女，看见自己同时以同一种方式、同样精准而又互不重叠、相等而又彼此分开地融入两个事物——比如南太平洋的一艘意识之船和一本旧书里的一页。这似乎是多么的荒谬！然而，一切皆荒谬，唯有做梦不荒谬。（第157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