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2/21页）

多年前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就确信，我要以马克·吐温开篇，以詹姆斯·鲍德温收尾。我为什么会把鲍德温看成吐温文学上的同类人呢？他自己从没这样声称过。实际上，他对吐温多半不以为意，他更偏爱另一位总体来说更有贵族气度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詹姆斯。鲍德温喜欢引用这位大师的一段话，这段话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传达着鼓舞力量：“我们在黑暗中工作——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给予我们所能给予的。我们的怀疑是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热情是我们的使命。其余的都是艺术的癫狂。”他最优秀的论文学的散文之一就是《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最多的真相》（“As Much Truth As One Can Bear”），他在里面引用了这段话，后面又补充道：“这种癫狂，谢天谢地，在我们之中仍存在着……它会无情地揭开人们身上的真相：绝望的年轻人、困惑的爱人、落魄的瘾君子、意志消沉的年轻政府人员、精神科医生、政客、都市、城镇、郊区以及混人种住宅计划。”鲍德温由衷地相信，文学扮演着类似社会黏合剂的重要角色。他感到——如他所言——“有一条纽带连接着我们每一个人”，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焦虑、快乐和悲伤与写作行为之间看到一种深层而必然的密切关系。

作家是真相的讲述者，这有时会将他们置于一种与国家相抵触的境地。“爱国主义就是自始至终地支持国家，在政府值得你支持的时候支持政府，”吐温有一次激烈地批判扬扬自得的沙文主义时这样说，“君主政体下的爱国主义所相信的真理是：‘国王说的绝对没错。’它只是对‘我爱国家，不论对错！’稍微修改了一下措辞，我们就接受了它和它包含的所有奴性。我们抛弃了我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财富——在你（只是你，你个人）认为国家与国旗所代表的东西都不正义时，对两者都提出反对的个人权利。我们把它抛弃了，这样，那个诡异、可笑的词——爱国主义就变得特别可敬了。”如果说吐温痛恨那些自许的爱国者得意的自吹自擂，那不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国家。他将爱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标准，荣誉、勇气、正派的终极准则：作家的标准。作家质疑社会规则，追踪让人不舒服的真相。他（或她）促使我们承认那些我们宁愿忽略或否认的冲动和渴望，看清现实情况与完美设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吐温提出，美国作家尤其有此重任，因为在民主社会，作家为个体说话而不为国家说话的情况应该远比在君主制国家或极权国家普遍。美国一直以来都自许是尊奉个人地位的国家，而它能熏陶出这样独具一格又百花齐放的作家群体，绝不是偶然。但它也不总是让作家们完全感到自在。

“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直都是一类西方杂种。”鲍德温在《土生子札记》（Notes of aNative Son）中写道。他在散文、演讲和采访中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描述，作为一个奴隶的孙辈活着到底意味着什么——非婚生，生活于悲惨的贫困之中。“到了五六岁或七岁的时候，你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因为你发现你保证效忠的国旗，连同其他所有人，都不保证对你忠诚。你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你发现你鼎力支持加里·库珀[142]，他却正在消灭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就是你。你受到一个承重的打击，因为你发现，你的出生国家，你感激它给了你生命和身份，但它的整个实际体制没有你的一处容身之所。”

尽管受了种种仇恨和侮辱，鲍德温身上有一种精神上的慷慨。他能看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最好和最坏的潜力。“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国家就是美国，”他说，“而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坚持要求终身享有批判它的权利。我认为所有的理论都是可疑的，最优良的准则可能也必须做更改或应生命的要求被碾为齑粉，因而，一个人必须找到自己的精神核心，在世间行走时，相信这个核心可以正确地指引自己的方向。我认为自己肩负了许多的责任，但唯有这个是最重大的：如海明威说的，坚持下去，完成我的工作。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和一个优秀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