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4/21页）

而鲍德温，鼓出来的大眼睛狡黠地看着这位谈话者，眼神穿透了他，“不，我觉得我中了头彩！”伴着观众的笑声，他接着说，“都没有什么前进的空间了，真叫人大为光火。所以得找个办法利用这些。”而他确实利用起来了。

鲍德温的祖父是奴隶，他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生父。他的童年和青春期都在哈莱姆黑人聚居区度过，继父是一个有施虐倾向的牧师，他一生都称其为父亲，对他的感情可说是爱恨相抵（“讲坛上的正人君子，家庭里的残酷魔头”，他后来如是说）。他后来为了写作，丢下继父和母亲，丢下哈莱姆、大纽约城和美国，搬到了千里之外大西洋彼岸的巴黎，而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的继父、他的种族、他的城市、他的同胞和他的祖国所具备的某种本质的东西。或许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詹姆斯·鲍德温，将他从种族主义、贫困与虐待的魔爪中救了出来，重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人生中的多数时候，即便对自己，他都是个局外人：在一场采访中，他说过一句，“所有那些名叫吉米·鲍德温[144]的陌生人”。

其他作家都离开美国去找寻自我和世界观了——亨利·詹姆斯、伊迪丝·华顿、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后来又有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鲍尔斯和理查德·赖特，最后这一位有一段时间是他的导师，对他照顾有加。但巴黎这段经历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各不相同，鲍德温的巴黎也不是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它是《乔凡尼的房间》里荒凉、破败的巴黎，通常不是阴暗欲雨，便是正下着雨。鲍德温说，他去巴黎并非因为那是巴黎——任何其他地方都行——不过是因为他想离开纽约。塞达特·帕凯（Sedat Pakay）1970年对他进行了拍摄，在拍成的电影中，鲍德温说：“人从远处……从另一个地方，从另一个国家，才能更好地看（他的国家）。”《乔凡尼的房间》中的大卫表达了他创作者的观点，他说：“或许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回不去的情境。”

1946年，尤金·沃思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上跳了下去，他是鲍德温亲近的一个朋友，鲍德温爱过他，但他们没有实质的恋爱关系。沃思是《另一个国家》里鲁弗斯的原型，鲁弗斯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自杀，他的死是联通其他人物的中心事件，也成了他们心灵启示的源头。鲍德温后来说，倘若他留在了纽约，没有成为作家，那等待他的可能也是同一种命运。《另一个国家》中，鲁弗斯自杀后，年轻的白人女子凯斯说道：“也许这样的秘密，每个人的秘密，只有在人们费力地把他们拽到世界的灯光下，把他们硬推给世界，让他们成为世界经验的一部分时，才会被表达出来。没有这种努力，秘密的地方不过是一个容人死于其中的地牢；没有这种努力，的确，整个世界都会是一片不能住人的黑暗。”鲍德温去巴黎是为了清洗身上的秘密，学习不为愤怒写作，而为这时代写作。

“所有的艺术，”鲍德温说，“都是一种忏悔，不过是有的直白，有的隐晦。所有的艺术家，如果想要作品流传，最终都被迫将整个故事讲出来，将所有的苦都吐出来。”他参加了民权运动，他对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人所受的苦难饱含同情，这些都是见证之举，但只有在他的写作中——他的小说与散文中——他才成为真正的见证者。“我从没把自己当成发言人。我是一个见证者。”这就是他区别于当时其他提倡改革的作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