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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她总有千种方式，让她们围在她身边，凭借的想必似是魅力之类的东西。她会唱上千首歌。她做的面包松软可口，果冻酸甜开胃，下雨天，她烤饼干，煮苹果泥。夏日里，她把玫瑰养在钢琴上的花瓶中，玫瑰花硕大、香气扑鼻，当花朵成熟、花瓣凋零时，她把它们放进一个细长的瓷罐，里面还有丁香、百里香和肉桂条。她的孩子睡在浆洗过的床单上，盖着好几层被子，早晨，她的窗帘里注满阳光，一如灌满风的船帆。她们自是紧挨着她，触摸她，好像她刚外出归来似的。不是因为她们害怕她会像父亲那样消失不见，而是因为父亲的骤然消失让她们意识到了她的存在。

结婚没多久，她得出结论，爱情在某种程度上和渴望是同一回事，占有起不到缓解作用。有一次，当时他们还没有小孩，埃德蒙在湖边捡到一块怀表。表壳和表盖完好无损，但机件都锈蚀得差不多了。他把表拆开、掏空，面上正好可以放下一张圆纸片，他在上面画了两只海马。他穿了一条链子，将这当做挂件送给她，可她几乎从来不戴，因为链子太短，她无法自如地看见海马。她担心挂在皮带上或放在口袋里会碰坏。约莫一个星期，她无论去哪儿都随身带着这块表，即便只是走到房间另一头亦然，并非因为那是埃德蒙做给她的，也不是因为这幅画比他平时的画少了几分明艳和粗笨，而是因为海马本身俏皮可爱，奇形怪状，好像传令官，披着盔甲似的昆虫外壳。她一把目光挪开，心里想看到的就是这两只海马，就连当目光落在它们身上时想看到的也是。这种需求始终不减，直到有东西——一场争吵，一次做客——引开她的注意力。同理，她的几个女儿触摸她、留意她、跟随她，也将持续一段时间。

有时，她们在夜间发出叫喊，喊声细微，丝毫未把她们惊醒。她一走上楼梯，无论多么蹑手蹑脚，那声响便会停止，等到了她们的房间，她发现她们都安然睡着，喊声的源头藏匿在寂默中，像蟋蟀一般。仅是她的来临就足以使那家伙静下声。

从丈夫去世到大女儿离家，中间的那些年其实堪称最宁静祥和的岁月。我的外祖父有时流露出失望之情。他的离去，使她们从追求成功、赏识和晋升的烦人前景中解脱出来。她们没有理由期盼什么，没有事情需要抱憾。她们的人生围绕倾斜的世界一圈圈转落，像从纺锤上转下的纱线，早餐时光，晚餐时光，丁香花开的时光，苹果结果的时光。假如天堂指的是清涤了灾难和烦扰后的现世，假如不朽指的是保持宁和与停滞的今生，假如可以把这清涤后的现世和无消耗的今生看作复归其原本特性的尘世和人生，那么难怪，安宁无事的五年，诱使我的外祖母忘了她本永远不该忘记的事。在莫莉离开的六个月前，她已完全变了一个人。她袒露自己的虔诚，弹奏钢琴练习圣歌，给传教会寄去厚厚的信函，叙述她最近的皈依，并夹了两首复印的长诗，一首是关于耶稣复活的，另一首写的是基督团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我见过这两首诗。第二首热忱地谈到异教徒，特别提及传教会，“……天使前来推走/封住他们坟墓的大石。”

不出六个月，莫莉定下了去中国的行程，为一家传教会工作。正当莫莉让空气中反复回荡着《天国之地》和《上帝，我们能》的旋律时，我的母亲海伦却坐在果园，温柔而严肃地和某个叫雷金纳德·斯通的人——我们公认的父亲——交谈。（我对这个男人毫无印象。我见过他的照片，两张都是在第二次婚礼当日照的。表面看去，他是个形容苍白的男子，头发油亮乌黑，穿着深色西装，神情自若。显然，在两张照片里，他都未把自己视为主角。一张里，他望着在和西尔维说话、背对相机的我的母亲；另一张里，他似乎在整理帽子顶部的凹痕，而我的外祖母、海伦和西尔维则排成一排，站在他旁边，望着镜头。）在莫莉去了旧金山，又从那儿去了东方的六个月后，海伦和这位斯通先生在西雅图组建了家庭，她似乎是在内华达嫁给他的。西尔维说，这场私奔和在外州的婚姻让我的外祖母很生气，她写信告诉海伦，除非她回家，当着母亲的面再结一次婚，否则她决不承认她真正已婚。海伦和丈夫乘火车抵达，带了一个装满结婚礼服的箱子、一盒切花和用干冰包起来的香槟。我找不出理由想象我的父母曾经富足过，所以只能认定他们费了些周折来安抚我外祖母。然而，据西尔维讲，他们在指骨镇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不过关系想必有所修补，因为几个星期后，西尔维穿着簇新的外套、新鞋，戴着新帽子和她母亲最好的手套，提着母亲最好的皮包和旅行袋，坐火车去西雅图拜访已婚的姐姐。西尔维有一张她在车厢门口挥手的快照，时髦、青春、端庄。据我所知，西尔维只回家过一次，站在外祖母园中海伦站过的地方，嫁于一个姓费舍的人。显然，这件事没有留下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