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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葬礼顺利吗？”西尔维问。

“好极了。”

“嗯，是的，非常顺利。”

两位老姐妹对视了一眼。

“不过，当然，规模很小。”诺娜说。

“嗯，她不想大操大办。可惜你没看到那些花啊！整间屋子都堆满了。我们送了一半给教会。”

“她不要花，”诺娜说，“她会把那称作浪费。”

“她不想办仪式。”

“原来如此。”

一阵沉默。诺娜给吐司涂上黄油，把凝成胶状的蛋轻轻覆在上面，用叉子切开，像对小孩子一般。西尔维坐到桌旁的椅子上，手托着头，吃了起来。诺娜上楼，几分钟后又下来，拿着一个热水袋。“我打点好了，你就睡在走廊尽头的小卧室。虽然有一点挤，但总比吹穿堂风好。床上有两条厚毛毯，还有一条薄一些的，我在椅子上放了一床盖被。”她用烧水壶里的水灌满热水袋，外面包上茶巾。露西尔和我各提起一个行李箱，跟着西尔维上楼。

楼梯很宽，抛过光，有一道厚重的扶手和纺锤形的栏杆柱，似是我外祖父在对自己的木匠手艺信心渐增，有把握用优质材料造出或可视为永久之物时所建的，保存至今。可楼梯的终点颇为怪异，是个像舱门一样的开口，或说活板门，原因是走到楼梯顶端时，正面遇上一堵支撑屋顶必不可少的墙（此前屋顶中部一直轻微下陷），我的外祖父不敢再在墙里开一扇门。他想出一个替代方法，用滑轮和吊窗锤让这扇活板门（在二楼只用作阁楼、用梯子上下时留下的）轻轻一拉就能升起，稍微用力一关又自动合上。（这个设计阻挡了来势汹汹的穿堂风从抛光过的台阶横扫直下，涌入客厅，形成旋风吹进厨房。）西尔维的卧室实际类似狭窄的老虎窗，一道帘子将它与走廊隔开。里面有张小床，堆满了枕头和毛毯，还有一盏小油灯，诺娜一直点着，放在架子上。仅有的一扇圆窗，又小又高，像升到天顶的月亮。梳妆台和椅子在帘外，各据一侧。西尔维在昏暗的走廊里转过身，亲了我们每人一下。“我会买礼物给你们的，”她轻声说，“明天吧，也许。”她又亲了亲我们，然后走到帘后，进了狭小的房间。

一直以来，我时常好奇，对西尔维而言，重返那间屋子是什么感觉，屋子和她离开前也许有所不同，移了位，扎了根。我幻想她用没戴手套的手抓着旅行袋，走在马路中央，扫雪机扫下的雪堆在两边，把路变窄，每堆雪脚下形成的一摊摊雪泥，使马路益发狭窄。西尔维走路时总是垂着头，歪向一侧，带着出神和沉思的表情，仿佛有人在悄悄和她说话。不过她时而会抬头瞟一眼雪，颜色和浓云一样，瞟一眼天空，颜色和融化的雪一样，又瞟一眼因积雪退去而突露出来的各种光滑乌黑的木板、枯枝和残株。

踏进那条狭窄的走廊会是怎样的感觉，里面仍残存着（在我看来似乎如此）一丝呛人的气味，是诺娜舍不得扔掉的葬礼用花所散发的。她的手脚想必暖和得发疼。我记得，她的手红肿变形得何等厉害，放在盖了绿裙的腿上，记得她如何把手臂紧紧夹于两侧。我记得她坐在那儿，在雪白的厨房里，坐在一张木椅上，抚平看似借来的连衣裙，把脚从平跟船鞋里脱出来，娴静端庄，像个怀了孕的处女，承受我们所有人的注视时，当时，她的快乐显而易见。

西尔维抵达的第二天，露西尔和我早早醒来。在每个重大日子的黎明蹑足潜行，是我们的惯例。通常这间屋子会有一个小时或更多时间专属于我们，可那天清晨，我们发现西尔维坐在厨房的炉旁，穿着外套，在吃小玻璃纸袋里的牡蛎苏打饼干。她冲我们眨眼，面露微笑。“关着灯感觉真好。”她表示，露西尔和我急着去拉开关线，撞在了一起。西尔维的外套让我们想到她可能要走，我们准备施展卖乖的高超本领，留住她。“这样岂不更好？”事实上，风正缠着屋子不放，把冻雨掷在窗户上。我们在她脚旁的地毯上坐下，望着她。她递给我们每人一块苏打饼干。“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身在这儿，”她最后说，“我坐了十一个小时的火车。山上全是雪。我们只能以蜗行的速度前进，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从她的话音中明显听得出那是趟令人愉快的旅程。“你们坐过火车吗？”我们没有。“火车的餐车里有厚重的雪白桌布，窗框上拴着小小的银花瓶，你可以单独要一份自己的热糖浆，装在小小的银杯里。我喜欢坐火车旅行，”西尔维说，“特别是客车。改天我带你们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