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9/11页）

杨伟民把秋生从真纪的尸体旁拽走，给他洗澡，给他喝粥，给他干净的衣服和新家，还给了他新的生活。

你是怎么知道那间房里躺着一具尸体的——秋生曾问过杨伟民。杨伟民只是微笑，并不回答。但他后来知道了，凡是跟着日本人做色情买卖的台湾女人，杨伟民都会派部下定期去打探她们的情况。为的就是防止那些女人被欺负，又或者，是打探女人的常客对杨伟民是否有利用价值。

秋生被送到了在吉祥寺经营一家中华料理小店的台湾夫妇那里寄养，同时也上起了学。几年后，他拿到了一张直达台北的机票。

他在台北参军，三年后退伍，又被杨伟民叫回了歌舞伎町。在那里，他接到了替杨伟民当杀手的任务，目标是一个在台北搞砸了任务的流氓。台北的老板们十分气愤，杨伟民为了平息他们的怒气，就接下了那个任务。他最拿手的是用匕首。不久后，他就在大久保的黑暗角落中伺机而动，切断了目标的颈动脉。他并没有感到恐惧，只在目睹男人的脖颈喷出鲜血的瞬间，感到股间的男根胀痛勃起。

杀手。他的身份只有杨伟民才知道。杀人，拿钱，藏身。在歌舞伎町，在横浜，在台北。他带着片刻不离手的犬类图鉴，到处杀人。这就是他的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里，他渐渐熟知了两个名字，那就是刘健一和周天文。杨伟民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杨伟民与日本人生下的混血儿，平日与父亲针锋相对。

得知二人与杨伟民的关系时，他心中涌起了憎恶和艳羡的黑潮。秋生是杀手，健一是二道贩子，天文是平民。他们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呢？为何只有秋生不能一直待在杨伟民身边？杨伟民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也并不告诉他其余二人在哪儿。秋生总是不厌其烦地问着，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何想见那二人。

秋生走在区政府大道上，旁边是一家室内棒球馆。金属球棒击球的钝响过后，一阵上海话传了出来。秋生回过头。身后是两个女人，似乎正在相互埋怨。

“不好意思，我该去哪儿才能找到刘健一先生呢？我有东西想卖给他。”

话到嘴边，不待他反应过来就流了出来。女人们闭上嘴，像是吓了一跳。她们看着秋生，很快又露出了献媚的神情。每个女人见到秋生都会这样，有时候连男人也会。

“现在他应该在店里吧。”

她们又把店——“加勒比”的地址——告诉了秋生。

秋生找到了二十四小时超市斜对面的小巷子。厚厚的铁门上镶着“会员制”的铭牌。色彩鲜艳的招牌。旁边的东大道熙熙攘攘，小巷子里却静悄悄的。

铁门旁有一台对讲设备。他伸出手，又犹豫了。随即抬起头，看到敞开的窗子里有一个摄像头正俯视着自己。

秋生按下对讲机的按钮：“这里是会员制。”话筒里传出生硬的日语，似乎在试探秋生。

“我是来找刘健一先生的。”秋生用普通话说。

“刘健一不认识你。”对方也说起了普通话，但多少带些口音。

“我是……”秋生含混地应了一句。他脑子里一片混乱，根本无法将思绪整理成言语。我该说什么好？该求他干什么？我该怎么办？什么都想不出来。他仿佛听到了真纪的咒骂声——你怎么这么磨蹭！？

门把手处传来了细小的声音。

“上来。”对讲机那头的人对他说。他伸手抓住门把，一下就打开了。

室内传来拉丁音乐的节奏，狭窄的楼梯，铁锈的气味，昏暗的灯光。他紧紧握住口袋里的折叠刀，顺着楼梯向上走去。

那是间狭窄的店铺，只有一个小小的吧台，和一个更加小的卡座。两个年轻女孩正嬉笑着，随着节奏起舞。吧台坐着一个男人，正用阴冷的目光打量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