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私信收尾——记民治与独裁的论战（第5/18页）

我个人是反对这种种专制的。

这段文字中最令人注意的是：胡适提到“国民党”与“蓝衣社”的事。当时国民党不但搞“一党的专政”，并且搞出法西斯式的核心特工组织“蓝衣社”来一脚踢，胡适写出“蓝衣社”，这就显然点破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了。“蓝衣社”是绝对主张领袖独裁的，换句话说，是主张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知识分子们提倡独裁，究竟有利于谁、是为谁助虐，也就不言可喻了。

钱端升被“熏陶”之后

1934年1月里，有三篇拥护独裁的文字出现了：第一篇是钱端升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钱端升首先说：“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接着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是无所不包的——极权国家（TotalitarianState）。”他又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也不见得不及民主政治。……独裁既真能为大多数人（几乎是全体人民）增进福利，则又乌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硬要维持谋福利不及独裁的民主？”又说：“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而内地各省的农业则能与沿海的工业相依辅……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最后的结论是：“一切制度本是时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国尚为统治阶级所视为不经的、危险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后，即保守党亦视为天经地义了。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胡适驳钱端升

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曾对钱端升的论点，提出反驳：

钱端升先生这篇文章是这一年中讨论这个大问题的一篇最有条理又最恳挚动人的文章。可惜此文发表以来，还不曾得着国中政治学者的批评与讨论。我虽然不是政治学者，却也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一个人，很想在这里对他这篇长文的主旨提出一点“门外汉”的意见。

先讨论他的概论世界政治制度趋势的部分。我要向他指出两点。第一，他说“欧战的结局实为民主政治最后一次的凯旋”，他固然可以举俄意土德诸国作例，但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们也可以说欧战的终局，实在是民主政治进入一个伟大的新发展的开始。这个新发展在数量的方面是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欧洲：从俄、德、奥、土四个最根深蒂固的帝制的颠覆，直到最近西班牙的革命和南斯拉夫专制王亚历山大的被刺，都是这一个大趋势的实例。在质的方面这个新发展的最可注意之点，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骤增与民主政治的社会化的大倾向。前者的表现实例，有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有英国劳工党的两度执政权：这都是大战前很少人敢于想象的事。后者的实例更多了。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早已感觉18世纪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治主义是不够用的了；一切“社会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表现。在大战时，国家权力骤增，民族生存的需要使多数个人不能不牺牲向来视为神圣的自由权利。大战之后，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就使许多民治国家呈现社会主义化的现象。至于苏俄的以纯粹社会主义立国，更不用说了。凡能放大眼光观察世变的人，都可以明白十八九世纪的民主革命，和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两个相反的潮流，乃是一个大运动的两相连贯又相补充的阶段；乃是那个民治运动的两个连续的大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说：欧战以来十几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颓崩溃，竟是在量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质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条更伟大的新发展的路。读史的人若单指出某种形式上的不合英美范型，就认为民主政治的衰颓，这是我们认为大错误的。钱先生文中曾指出苏俄的共产党有二百万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有四百万人。试问二十年前，苏俄能有二百万人专政吗？意大利能有四百万人专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