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进士（第7/9页）

他写得那么从容，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到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这是考生对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猫一般。

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这种麻烦。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还是应该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史深潭，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考官和考生在这方面的长久对峙，挑动了中国文人在文史细节上数百年的不正常敏感，常常使中国语文亲切、活泼、灵动的美好风范，变得刺猬般地不可接近。

七

科举制度积累了很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它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十九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列强的船坚炮利，突然发现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这一下使科举制度和中国文人一起晕眩了。

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科举制度不就是要发掘更多的人才来为这个形象增色添彩的吗，怎么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还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据齐如山先生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这些端坐着的人在十九世纪晚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加考试的呢？周作人先生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齐如山先生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中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仍考四书五经，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这个弯转得既没有基础又不彻底，结果发生了很多并不轻松的趣事。为了要加入西洋文化的内容，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把中国古代的一位失败英雄项羽与他作对比，成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当时译名初设，把拿破仑译成拿破轮）。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