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拉伯雷（第2/5页）

后来杜贝拉家族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他显然不是他们的酒肉朋友。在一生经历的坎坷沉浮之中，拉伯雷总能够得到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每当他和自己的上司有麻烦，杜贝拉家族城堡的大门都会向他敞开；每当法国的土地容不下这个唐突而率直的年轻道德家，杜贝拉家总会有人恰好出使国外，而且急需一个精通拉丁文而又懂点医术的人做秘书。

这些可不是什么琐碎细节。不止一次了，每当这位博学的医生的生活似乎就要突然在痛苦中戛然而止的时候，都是他的老朋友把他从愤怒的索邦神学院，或者咬牙切齿的加尔文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当做自己人，可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嘲讽加尔文派教主的狂热，就像他在枫迪南和马尔塞斯讽刺自己从前的同事一样，这让加尔文主义者深为失望。

在这两个敌人中，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当然要厉害得多。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发雷霆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出了瑞士一个小小地界，他的雷霆大怒也就像几个爆竹，没有多少威力了。

索邦神学院则不同，它坚定地捍卫正统派和旧学，在其权威受到质疑时绝不容情。而且，法兰西国王和他的刽子手总是给予其由衷的合作，何况还有牛津大学助阵。

天哪，拉伯雷一离开学校，立刻就被人盯上了。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喝美酒，爱讲同伴僧侣的可笑故事，他的所作所为比这些严重得多——他经不起诱惑学起了“邪恶”的希腊语。

这消息刚一传到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长那里，就立刻下令搜查他的寝室。结果发现满屋子的文学禁书，还有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和一本希罗多德(3)的书。

这个发现太骇人了，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们到处活动，才帮着他摆脱了困境。

这是教会发展史上一个有意思的时期。

前面我已经讲过，起初修道院曾经是文明的前哨阵地，僧侣和修女为提高教会声望方面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贡献。然而，不止一位教皇已经预见到，修道院过于强大的发展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事情总是这样，尽管人人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却迟迟不见什么行动。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共识，觉得天主教会是一个平稳的组织，由一小撮高贵的独裁者无声无息地，甚至是自动地管理着，从来没有遭遇过普通百姓构成的其他组织中司空见惯的内部动荡。

这真是大错而特错。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或许是由于误解了一个词造成的。

沉迷于民主思想的人们，听到谁宣扬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大为震惊。

所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如果这个庞大的组织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只需要跪在地上说‘阿门’服从他，这个组织管理起来倒也不难。”

对于一个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来说，要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取得正确而公正的看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关于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样屈指可数。

而且，凡是属于重大的决策，一定要经过充分的商讨才能确定，决定之前的辩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整个躯体。因此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贯正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终”的，而且一旦生效并入国家的最高法，任何进一步的争论都将结束。

倘若有人声称，治理美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有紧急情况，全体人民都会坚定地支持宪法，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好像说，所有的天主教徒在事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所以他们都是些驯顺的羔羊，会放弃任何拥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