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12/32页）

皇帝赵祯向来耳根子软，面对流言蜚语，面对一班元老重臣的凿凿之言怎能无动于衷？更为重要的是，“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范仲淹一伙在波诡云谲的斗争形势面前，退缩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陆续离开中央，标志着改革派的下台，预示着整顿吏治、惩治腐败的庆历新政的全面失败。

这年年底，之前不遗余力弹劾滕子京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发动了对革新派的最后一击。农历十一月，进奏院的刘巽、苏舜钦拿卖废纸的钱办酒会，邀集了一些文人朋友寻欢作乐。一位叫王益柔的官员，借着酒劲，写了《傲歌》，对读书人的神明——圣人周公与孔子不敬。王拱辰抓住不放，最终与会者被贬。苏舜钦是改革的支持者，王益柔是范仲淹推荐的人，这次“奏邸之狱”，使改革派在人事上、声誉上遭到很大打击。事后，王拱辰洋洋得意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庆历新政为何失败

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很多，最明显的一条，是仁宗的动摇。我们对比一下二十多年后王安石发动的那场“熙丰变法”，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差距。王安石变法推行后，“新法议起，举朝攻之者愈众，而神宗信任之益坚”。王安石甚至提出了惊骇时人耳目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来说服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时人都承认，王介甫得君之专，无与伦比。

相较之下，仁宗皇帝就懦弱得多了，一有“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就疑神疑鬼地终止了改革。这固然有两位皇帝性格上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两位帝王在两场不同目的的改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是范仲淹，熙丰变法的领导者是宋神宗。神宗不仅是“大有为”的实际发起人，更是改革的中流砥柱。两场改革面临的阻力也不同：熙丰变法中，反对者所指摘的多是改变政策法令带来的问题，矛头所指是法令，而不是王安石等改革派人物；而庆历新政中的反对派，矛头所指主要不是新政的具体内容，而是范仲淹等人的“朋党”问题。

人治条件下，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非但制度规则是由人制定的，即便有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执行，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所以范仲淹的改革从吏治下手，可以说是切中肯綮，揪住要害。

但恰恰是在人治条件下，不可能依靠制度法律来保障，也不可能发动群众进行监督，改革派就只能把宝压在人的身上。这人，一是下边的官吏；二是最大的官吏——宋仁宗。范仲淹主持改革之初，仁宗出于对改革派人品与名望的信任，面对负面反馈，尚能容忍。但随着改革的展开，特别是人事调整大刀阔斧地进行，宣称范仲淹等人“朋党”的声音不绝于耳，整个官僚集团骚动不安，这不能不让仁宗心生疑忌。要知道，赵宋政权是靠军事政变得来的，对臣子的防范远大于对外敌的担忧。宋太宗就赤裸裸地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主用心，常须谨此。”作为太宗的贤孙，宋仁宗赵祯是不会忘记这个教导的。

此外，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在策略上也存在问题。

一是涉嫌“朋党之争”。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韩琦、富弼先后被任命为执政，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并为谏官，过去所谓的“范党”皆在朝廷。此外，作为同盟者的杜衍、晏殊也立于朝。而范党的政敌吕夷简、夏竦则被先后罢免宰相、枢密使之职。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积极支持范仲淹的狂士石介忘乎所以，沿着蔡襄之前的思路，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其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之句。范仲淹对石介的作为，恼火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