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10/32页）

但范仲淹是被贬谪后提拔的官员。范仲淹被贬谪，当然不是因为贪污腐化、为非作歹，据当时的一些官僚说，是因为“朋党”。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语，就是搞宗派主义。

范仲淹能获得这顶大帽子，是与他的大胆与人望分不开的。八年前的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曾上书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而吕夷简反依仗权势，指斥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结果，范仲淹被贬出京。曾为范仲淹鸣不平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也遭贬逐。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不当遭贬的诸位为君子，痛斥谏官高若讷不能秉公力争。这篇文章影响相当大，“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恰好契丹使者在首都开封，买了带回现在的北京，还造成了较大影响。就是景祐三年的这次斗争，挑起了北宋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

但是，范仲淹从政以来在中央，在地方，特别是在西北战争前线的耀目政绩，已经将“朋党”的指摘遮蔽，仁宗皇帝已经暂时把这个事情抛到脑后去了。

改革未成身先殆

庆历三年九月，临危受命的范仲淹应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点改革主张。上书虽是出自范仲淹之笔，但其中的改革思想与措施却是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共识。所以《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的施政纲领。这些措施的绝大部分经过仁宗皇帝的首肯，以诏令的形式次第颁布施行。

这十条措施分别是：（一）明黜陟。改变只重资历、不问实绩的官员晋升机制，以“约滥进，责实效”，以期政事修举。（二）抑侥幸。对恩荫加以时间等条件限制，不允许官僚为子弟“陈乞馆阁职事”。“馆阁”主要是藏书机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机要位置，但时人认为是储才之地，“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不可轻授。通过抑制恩荫数量与职位，“革滥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局面，“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即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兴办学校，注重教育。（四）择官长。通过层层荐举的方式，选择有能力的人出任地方官。“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五）均公田。在外为官者，给予“职田”，弥补俸禄之寡，使其生活“丰足”有保障，然后可以“责士大夫之廉节”。（六）厚农桑。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抵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七）修武备。面对边防紧张、重兵戍边的形势，面对冗兵耗费国家大量钱谷的事实，发展民兵，平时生产，冬闲训练，寓兵于农。（八）减徭役。精简合并机构，减少百姓“义务劳动”的时间。“并合县邑，以省徭役，庶宽民力”。（九）覃恩信。赦书内宣布的恩泽，即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十）重命令。改变过去政令朝令夕改的弊端，理顺各类规章捍格抵牾的关系，对有法不依的官吏给予严惩。

钱穆先生总结说：“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为澄清吏治，范仲淹亲自审察地方官吏才干，尤其重视对负有监察州县之权的“监司”长官的沙汰。范仲淹还派出按察使到各地进行按举，他任命的提点江东刑狱王鼎、转运使杨纮、转运判官王绰就因为竞相揭发官吏的“至微隐罪无所贷”，惹得当地官员怨恨不已，将三人“目为三虎”。事情传到汴京，皇帝也有些不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