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11/32页）

从整顿吏治下手，无疑是啃硬骨头，阻力不可避免。新政的组织者对此应是了然于胸的。在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的次月，欧阳修曾对仁宗上书讲了这样一番话：“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而这担忧，却一语成谶，不幸言中。

与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众口呶呶，声言“某法害民、某法不便”迥异，彼时改革的反对者直接指责庆历新政具体措施的言论并不多。这其实不难理解，新政是拿官吏开刀，利益受损的，首当其冲的是各级官吏。他们的内心，肯定是以为新法“不便”的。但是，上述措施，不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看，还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视角观察，都是无可指摘的，是正确的。除反映个别措施（如均公田）在施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扰民问题外，利益受损的官吏无法也不能公开表达不满。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小官僚们既不能公开反对，便另辟蹊径，从人事下手，步步为营地对新政组织者与支持者进行打击。封建社会依靠人治，“人亡政息”，只要范仲淹等人下台，推翻新法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于是，接连发生了几次针对范仲淹一派成员的人事斗争。

就在范仲淹上书改革的同一个月，发生了滕宗谅事件。滕宗谅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在当时，称为“同年”。这本已是时人很看重的一种社会关系，而韩、滕两人又志趣相投，滕宗谅得以在西北前线任地方官“知庆州”，就是范仲淹推荐的结果。偏偏在范仲淹改革伊始，有人揭发滕宗谅先前在泾州任职时，“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在中央，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仁宗觉得负责纪检的人员有些小题大做，便说：“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所谓李牧故事，是战国时赵国守边良将李牧不惜钱财，厚遇战士，“以结其心”的典故。但仁宗皇帝还是派人调查此事。

事情其实并不复杂，但滕宗谅怕连累他人，把相关记录文件给烧毁了，这下就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了。围绕这件事，范仲淹与负责监察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互不相让。最终，在庆历四年正月，滕宗谅还是受到了处罚，被降级知虢州，很快，又改知偏远的岳州。于是就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中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子京正是滕宗谅的字。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好友与同党，在范仲淹整顿吏治之初，就有人对其发难，翻出莫须有的陈年旧账，居心昭然若揭。阴谋者认定，以范仲淹之秉性，必然会对此事施以援手，而如果范仲淹维护一名出任地方知州的好友，又会与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的人事整顿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隐隐地指向一个“党同伐异”的罪名。

庆历四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栽赃。

夏竦被罢免最高军事长官之职，心中当然不无失落。而著名的理学家石介却拍手称快。夏竦的发难就从这位石介先生开始了。

石介曾写信给富弼，勉励他们一班改革派“行伊周之事”。“伊周”指的是殷商的大臣伊尹和西周的大臣周公旦，两人是千古并称的贤臣良相。夏竦出于对石介的怨恨和扳倒富弼等人的目的，乃指使女奴暗地里模仿石介的笔迹，把“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伊霍”指的是伊尹与西汉的霍光。伊尹看到商汤的孙子太甲开始荒淫，就把太甲关在宫里让他反省，自己处理政事。后来看到太甲改悔，才将政权交给他。而霍光在无子的汉昭帝驾崩之后，迎立汉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但27天之后就以淫乱无道的理由报请上官太后废除了他。霍光同群臣商议后决定从民间迎接武帝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继承帝位，是为汉宣帝。伊尹、霍光二人，都曾行废立天子之事，后人将他们合称为“伊霍”。这简直是劝说富弼等人废掉皇帝，另立明君了。为了将罪名坐实，夏竦还指使女奴伪造了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然后散布消息，把谣言传到仁宗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