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8/32页）

三百年后，《唐六典》勾画出的政治理念打动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皇帝，使他决心以这部唐玄宗时代的政治经典来整顿北宋的政治秩序。不过有趣的是，当时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功效的，恰好是自唐玄宗时代发达起来的“使职差遣”系统。

唐玄宗的编纂典章的用意由此清晰起来。虽然唐玄宗对于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但不妨碍他通过制度建设去追求一种富于秩序感的超越性政治理念。这种秩序感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与玄宗皇帝作为艺术家的浪漫气质息息相关。他还下令编纂了《大唐开元礼》，儒家的礼经从此不再直接指导大唐臣民的礼仪活动，一切都要以《开元礼》的规定为主。唐玄宗晚年益发喜欢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释放这种秩序感，例如改“年”为“载”，改“州”为“郡”，背后都有一套烦琐而精致的说辞。但无论如何，唐玄宗庞大的典章编纂计划成为唐代文化魅力的重要来源，许多后来人正是通过这些纸面上的精致文字来想象一个也许并不那么绚烂的盛唐。

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于他营造的政治秩序感中，这使他对待实际政务的现实主义态度逐渐失去理性的指导。玄宗从未像唐太宗那样把“节俭”内化为君主的行为规范而仅是一种政治策略，这导致他在局面稳定后迅速走向奢靡。对宰相的信任变成了皇帝怠政的借口，导致了李林甫、杨国忠的长期专权。“使职差遣”的推广虽增加了政府的效率与收益，但并未建立起相应的监督与制衡体制，其恶果之一就是节度使职权的迅速膨胀并逐渐军阀化，这为其后安史之乱的爆发与藩镇割据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巨大的繁荣与一夕而至的巨大灾难，这是唐玄宗时代留给后人的巨大感慨与疑惑。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移至更为广阔的时段之中，玄宗时代不仅在唐王朝的历史中具有转折意味，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进程同样如此。在他之前，中国古代文明在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分裂与战乱之后浴火重生，秦汉时代质朴有效但也冷酷森严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已经远去；在他身后，印刷术开始普及，能够识字读书的人益发增多，科举制的不断完善扩大了社会的流动，国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开始放松，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事物在唐代不断涌现，统治者仅仅靠总结过去的经验已难于应付。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劫难后还能存在近一百五十年时间，玄宗时代治理手段的创新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再考虑到北宋与中晚唐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重要连续性，这种创新的超前性就更为突出。然而，唐玄宗对理想秩序的追求没有促使他为新创造的治理手段寻找到一套精致的意识形态解释，而是使他执着于对既有制度进行诠释与提升，并展现出相当的复古主义倾向，其结果是使唐代制度成为后代政治人物的楷模之一，其后果则显得益发复杂了。

唐玄宗是一个拥有巨大人格张力的帝王。在他的时代，君主个人的意志、情感乃至风格仍可对整个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开元之治的绚烂中便同时浸润着艺术家的浪漫与现实主义者的精明，而这两种色彩并不总是那么的协调与融洽，甚至也会晕染出巨大的阴影。身处历史的变动时期，唐玄宗的人格张力已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深深嵌入了历史的进程，并在他身后更为长久的岁月里以一种制度甚至文化的形态发挥着巨大作用。玄宗之为玄宗，庶几在此。

范仲淹临危受命

文 | 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