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7/32页）

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更多的得益于唐太宗对其卓越政治才能的哲理化发展，那么“开元盛世”的繁荣则根植于唐玄宗在治理手段方面的不断创新。唐玄宗政治的现实主义底色也使得他总是对那些圆熟干练、富于行政才能的官员抱有特殊好感。“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虽然声名狼藉，但很多人忽略了他是一个能干的政府领导者，在处理复杂事务方面具有旁人难以揣测的老辣与周到，致使素怀不臣之心的安禄山对他也十分忌惮。正统历史学家喜欢将唐玄宗的成功与一系列“贤相”的辅佐联系起来，但这些“贤相”中的许多人并不完全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期待，精明的政客与富于手段的实干家才是他们的主要形象。玄宗正是和他们一起，开创了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

创新

唐玄宗对于创新治理手段的热情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繁荣，还导致了一系列成文典章的集中出台，这为后世学者认识唐帝国的运行提供了第一手文献。但学者们发现，有些典章中记载的制度显得过于完美，以致令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能得到执行。通过对敦煌文书以及其他材料的系统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支持这种怀疑。以均田制为例，历史上最为完备的均田制度成文于开元末期。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一个自耕农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取田地、政府如何在他六十岁后予以收回并重新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细节。但在事实上，当时政府已没有足够的田地可以分给农民，均田制已趋于崩溃。唐玄宗时代制度文本与现实的差距究竟反映出什么信息呢？

帝制中国的各种制度在秦汉时期发展已到一个十分完备的阶段。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复杂的历史进程催生出一批更为实用、更为高效的新型制度，入主中原的胡人也把来自游牧部落的习惯引入其中。但是秦汉制度并未废除。久而久之，新、旧、胡、汉制度相互叠加，形成一种特别复杂混乱的局面。以官名为例，南北朝后期就形成了职事官、散官、勋官、将军号等几套互不统属的系统，其渊源各异，内涵不同。

从西魏北周时代开始，中国西北部的政治家们开始率先对制度进行整合；及至隋朝统一全国，此种整合已初具规模。唐代继续这一努力，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运作得十分有效，职事官、散官、勋官等官名体系被集合在官阶制度下，成为标志职权、资历、功劳等不同信息的完整符号系统。但唐玄宗对此似乎并不满足，他下令由宰相领衔编写一本名叫《唐六典》的大书。这部书将玄宗时期的所有体制内官名囊括其中，详细考证了每个官名的历史演变，并标明其现在的职权、品级等各种内容。史学家对《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书，但又对它的编制初衷困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大唐帝国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认为《唐六典》是一部“礼书”、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的唐代版本。

《周礼》一书据说是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职官制度，现代学者多数相信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生的理想化记录。这部书把诸多官职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统，为每个官职赋予了一种超越实际政治功能的神圣意义。唐玄宗显然是要把这种神圣性引入到唐代的职官制度之中，但却使编纂者们感到万分为难。唐代官制在结构上与西周的六官系统没有任何相似性，且它的组织原则是经过现实政务运作的无数淬炼后形成的最优结构，本来就不是为了体现某种先验的政治理想。在更换了几任主编者后，《唐六典》由李林甫领衔完成，最终采用了以尚书省六部附会周礼六官的折中做法。但我们在这部书中，却很难看到开元时代新出现的那些最有意义的变化；作为其论述核心的三省六部制与帝国政务的实际运行状况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