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第5/7页）

普鲁士国王于1866年吞并法兰克福，使冯·罗斯柴尔德（von Rothschild）男爵成为他的臣民，那些原本没有贵族封号的银行家乃至犹太银行家都有机会在自己姓氏前加上一个“冯”或“男爵”称谓（传统贵族出身的特殊标志），而成为新贵族。亚伯拉罕·奥本海姆（Abraham Oppenheim），这位来自科隆的犹太银行家，名望极高并且热衷行善，就此获封男爵头衔。同样，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也获得了爵位，而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帮俾斯麦增加了大量财富。19世纪末的德国和奥地利、比利时、英国一样，对功名、财富和求知持开放态度。

妇女们不得不等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让战争推翻阻碍她们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藩篱。因为直到1900年之后，中产阶级的女性——上流社会认为女性读书有失身份——才开始作为正式学生踏入大学的校门。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女性不但可以学习哲学、社会学，也可以学习医学。因为对贫苦的妇女而言，为生计而工作远比人权重要得多。男人们外出从事重体力劳动，例如到冶金厂做工，女人们则会在家附近的纺织厂里织织缝缝，而家里只留下老人照顾孩子。在手工业时代，女人们的生活大体就是记账、照料家里的孩子们以及反抗丈夫的权威。她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更多的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

柏林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并未顾及西部、南部和萨克森居民的感受。“我们害怕大都市”，歌德借《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的主人公之口道出。他指的便是柏林。事实上，歌德一生中只去过柏林一两次，也没有喜欢上那里。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邦联的外交中枢就设在法兰克福的托恩-塔克西斯亲王（Prince of Thurn and Taxis）的巴洛克式的砂岩质王宫中。1848年革命期间的全德国民议会曾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共商国是，直到被解散、被羞辱及被贬低至历史的边缘。柏林却在近代德国历史上频频以胜利者的姿态出场，1834年就成为德意志关税联盟的首府，只因为普鲁士力主实现德意志的自由贸易，而奥地利却违反潮流，力主保护主义，终致失败。普鲁士还是德意志诸邦中经济最强的一个，表现为财政健康、金银货币稳定、税收管理完备。北德意志自由市、科隆和南德意志各省的居民并不赞同将柏林设为帝国首都，不过俾斯麦也不打算征求他们的意见。尽管他仍对各邦原来的君主们以礼相待，不过毋庸置疑，他才是真正掌握德意志大权的人。

柏林不仅是新帝国的首都，还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工业中心。柏林据有哈韦尔河和施普雷河交汇之处的优越位置，区内是易北河冲击形成的大片沙质平原，同时也与奥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相隔不远。柏林还是巴黎到莫斯科、哥本哈根到米兰等国际铁路线上的重要枢纽。1848年竣工的科隆-明登铁路将德意志西部与柏林相连，几乎穿越了北德所有的主要河流，并在驶过柏林后继续向东延伸了500英里，直达位于德意志最东部的东普鲁士港口和要塞。与地处巴伐利亚南部的慕尼黑相反——那里的王室机构为留住本地古老的安宁与祥和而一直限制工业的发展——柏林的工业发展一向受到普鲁士政府的鼎力支持而显得高于一切，为的是解决就业、增加税收。这里存在一种奋斗意识，即普鲁士这么一个只剩泥沙而无其他资源的国家，政府能做的便是鼓励工业发展，创建夏洛腾堡工业大学，为工业提供先进技术，从英国的兰开夏和伯明翰引进技术，从伦敦引进资金。遭受路易十四宗教迫害而流亡德意志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奠定了新教的劳作精神，再加上本土的虔敬主义和清教主义教义，这些造就了柏林人的创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