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第4/7页）

国内人口迁移的人数要比移民国外的人数多得多。国内人口不断从东部涌向西部，从上和下西里西亚及波兹南省、从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涌向柏林等大城市。国内人口的不断增加不仅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皇帝的臣民人数以每年大于1%的速度增加，从1871年的4100万人增加至1913年的6800万人。这种人口爆发式增长直到1906—1907年工业不景气时期才趋于平稳。历史数据表明，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除俄国外，德国是欧洲诸国中人口最年轻的国家。而法国人口与之大相径庭，在经历拿破仑战争的血雨腥风之后便一直裹足不前。

德国社会充满年轻的活力和创业的精神，但也缺少经验，这些社会现象体现为德国的爆发式剧变。在城市，由于高房租以及19世纪80年代集体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家庭规模日趋缩小。在农村，农民们仍然想要很多小孩，但是土地却无法养活这么多孩子，因为土地能带来的收入比城市工业提供的报酬微薄。因此，人口从东部向西部的迁移便是一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柏林、鲁尔、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纽伦堡、汉堡和不来梅聚集的频繁运动。城市很快拆掉它们的古城墙，并且建设起一系列鳞次栉比的工业区和住宅区，公共交通不断合并掉周边的村庄，同时鼓励工业建厂吸纳附近的劳动力。在不断扩张的城市旁边，原本地位低贱的农民的儿子趁机卖掉为未来城郊建筑用地做准备的贫瘠田地，而终于盼到大发横财的出头之日，在一夜之间暴发为百万富翁。人口的增长、高涨的生活水平、科技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动力一起创造了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内部拉动的增长”。

因为所有事、所有人都在发展，所以阶级的藩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地理上的人口迁移带来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大多情况是下层百姓在向上层流动。只有那些依靠马匹和公路做买卖的人群在往下层流动，因为这些行当已经被铁路物流所取代。许多鞋匠和裁缝逐渐被社会所淘汰，因为现代制造业日渐占据主导，而缝纫机也代替了技工的操作。今天的德国，施奈德（裁缝）、舒马赫（鞋匠）、穆勒（磨坊工）和施密特（铁匠）都是最常见的姓氏，这就足以证明在工业革命前这些行当曾经有多么兴盛。不过，一些上升渠道被关闭，就会有另一些上升渠道被打开，而这要归功于综合大学和技术学院带来的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的迅速推进。另外，德国还有很多机构向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提供工艺或会计方面的职业培训。比起大多数欧洲国家，德国拥有更多教育机会来推动社会下层向社会上层的流动，而这个机会主要由国家提供。普通百姓尊重学问，遇到“博士先生”和“博士太太”——即博士的妻子时，即便那位太太未曾踏进大学的校门，他们都会对二者表现得尤为尊敬，这种尊敬激励着人们向更高的教育水平努力。

从军和从政也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渠道，特别是人们在军队服满12年役后，便有机会在日益庞大的行政机构中谋得一份小差事——在征税所、海关和国税局或那些为规范工业社会而成立的众多官僚机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联邦德国1949年首任总理，就出生在一个普鲁士军官转业为海关官员的家庭里。少年阿登纳被送去读高中，接着在大学里学习法律，后来娶了一位贵族女子为妻，1917年刚40岁出头便出任家乡科隆的市长。这一切按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一段相当精彩的人生。阿登纳身上折射出的这种学习热情和顽强意志是德国人奋斗的典范。特奥多尔·蒙森，德国著名古典学家同时也是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着与阿登纳同样典型的上升轨迹。这个出生在北德意志村庄的男孩最终成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大师之一——同时也是批评帝国最犀利的人士。诸如此类的鲤鱼跳龙门的人士还有很多。他们无不是出身寒微但发奋苦读；念高中是第一步，上大学则是第二步，然后显赫地位便近在咫尺了。从统计方法上看，许多军队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都是贵族的论断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德国的贵族授予制使许多平民获得贵族头衔，就像许多英国高级将领和政府官员受封爵士头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