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样的德意志（第6/7页）

自1815年起，普鲁士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规划的国都柏林显现雏形：除了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其他建筑都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几乎历代普鲁士统治者都十分痴迷于建筑，因此比起维也纳，柏林从不缺乏新鲜感——因为不断被推倒又不断被重建。柏林城的人口也从1800年的近20万人增长到1900年的近400万人，这一增长伴随着德意志东边乡村的人们来此寻找更幸福、更自由的生活的历史进程。德意志西边的人们对柏林并不感冒，但对德意志东边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俄国侵占的一部分波兰国土上的犹太人而言，柏林就意味着希望。来自东欧犹太聚集区一户犹太人家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前，就曾在柏林上过大学。世纪之交柏林最受欢迎的画家——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同样来自东边，而他已在勃兰登堡门旁建有宅邸、在万湖畔修有别墅。柏林拥有诸多大型工业公司——波尔西克（Borsig）生产铁路机车，西门子（Siemens）生产电报设备，而更晚的通用电气公司则生产电气装置，这些公司为移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俾斯麦在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时便明确指出，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而要用“铁和血”来解决。而75年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纠正了俾斯麦这一老套的说法，指出德意志的统一是通过煤和钢在经济上实现的。也正是在柏林，统一各方力量才得到汇聚。

等到世纪之交，柏林当之无愧地成为集繁忙、乐观、魅力——实际上还有革命以及德意志工业于一身的中心。柏林还是德国金融服务业的中心。1866年法兰克福被普鲁士占领，普鲁士以其支持过奥地利为借口要求其支付巨额赔款，而自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兰克福再也没有恢复昔日德意志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彼时的法兰克福业已错失了以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制银行等大商业为特征的新型工业的发展潮流。首批诞生的这类股份制银行旨在保护股东投资铁路公司等新行业时不受各种风险的影响。这些银行中的典型有科隆的萨尔·奥本海姆财团（Sal. Oppenheim Jr. & Cie）所创立的达姆斯塔特银行（Darmstädter Bank），它不久便被迁往柏林。为了更靠近这座权力和工业的中心之城，贴现银行（Disconto Gesellschaft）、德累斯顿银行、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等一众银行纷至沓来，今日的德意志银行也是从柏林起家的。如果说柏林股票交易所是德意志的晴雨表，那么1873年成立的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则使柏林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稳固。在随后的20多年中，柏林银行业掌管着俄国人的借款、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和大量在南北美进行的投资。

俾斯麦治下的柏林与同时期英国帕默斯顿首相治下的伦敦和法国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首相治下的巴黎更为相似，而不像1919年后魏玛共和国治下的喧嚷、花哨、神经质的柏林，也不像纳粹残暴统治下的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彼时的柏林一度是欧洲大陆中央的重镇，同时也是一个夹杂着无数乡村的“大县城”，柏林人借此揶揄他们的“市郊”——一种本地社区。柏林能把波茨坦公园和宫殿的田园牧歌之美与德国一流大学的庄严之感融合在一起。柏林企业的水平与美国比也不落下风。柏林还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无论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王太子创建的国家美术馆、德皇威廉二世创立的威廉皇家科学院，还是艺术大师威廉·冯·博德（Wilhelm von Bode）创办的大型博物馆群，都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写照。在历经一代人的建设之后，即便那些最不看好德国的人士也会承认，柏林除了呈现出城市的肮脏、无情的剥削和有组织的犯罪等近代工业社会的阴暗面外，也展现出良好的艺术、工业、银行业、建筑和城市规划，完善的卫生保障、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更是无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