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1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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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动乱，留下了一个庞大却落后的国家。它的领袖，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动乱的结果，也产生了一个政府，一个纪律严密的国际运动，或许更重要的是一代革命者。他们在十月革命举起的旗帜之下，在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运动领导之下，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大业。（有一度，他们曾希望革命的总部，不久即将从莫斯科迁到柏林。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国际的官方语言甚至是德文而非俄文。）但是欧洲形势稳定之后，革命又在亚洲受挫；一时之间，世界革命到底该如何进展，革命人士恐怕都茫无头绪。共产党在各地发动的个别武装暴动（1923年在保加利亚及德国，1926年于印尼，1927年在中国，以及最反常迟至1935年在巴西发生的一次）都一败涂地。但是两次大战之间，时局诡谲不定，股市崩溃，经济大衰退，希特勒崛起执政，自然给了共产主义者推进革命的希望（参见第三章及第五章）。尽管如此，到了1928—1934年之间，共产国际忽然转向极端革命的褊狭言论。这项转变，毫无现实基础可言。因为不管它口号多响亮，事实上革命运动在各地既没有夺权的希望，也没有执政的条件。唯一可以解释莫斯科立场转趋极端的理由，是斯大林夺权成功后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弥补苏联政府与革命运动之间日渐明显的分歧。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不可避免，自然得与世上其他的国家共存共处——1920年开始，国际社会逐渐承认苏联政权——而革命运动的目的，却是要推翻所有的政府。两者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结果，苏联的国家利益，终于盖过了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利益，后者被斯大林缩减成苏联国家政策的工具，受到苏联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共产国际遭解散，成员遭清算，这些完全依“苏共”的意思而定。世界革命的理想，只存在于往日美丽的辞藻中。事实上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革命方被容许存在：一是不危害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是受到苏联的直接控制。1944年之后共产党政权的推进，在西方政府眼中，根本只是苏联权力的延伸。这一点，他们倒把斯大林的心意看得很透，坚守传统的革命人士，同样也看出了这个事实。他们严厉地斥责莫斯科不但不要共产党夺权，反而一味加以压制，甚至对那些成功的革命，例如南斯拉夫及中国（参见第五章），苏联也不喜欢。

但是尽管在这种苏联至上的心态之下，苏联存在的意义，仍不只限于又一个超级大国而已。自始至终，甚至连它最腐败自私的特权阶级，也对其使命深信不疑。苏联存在的基本目的，不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在资本主义之外，为人类社会建立另一条更好的生存之路吗？若不是为了这个理由，过去几十年来，那些面容冷酷的莫斯科官员，何必不断地以金钱、武力资助南非黑人共产党联盟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游击队呢？即使在后者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机会微乎其微时，苏联的支援也从不间断？然而，长久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了解一项事实：莫斯科鼓吹的世界革命，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当年的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终将“埋葬”资本主义。但到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长期掌权的时代，连这种信念也逐渐衰退了。或许正是共产主义者对全人类使命感的极端衰微，可以解释何以到了最后，苏联连一点挣扎的力量都没有便轰然解体了。

但对于早年献身世界革命的一代来说，这些犹疑踌躇都不存在；十月革命的光辉激励了他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1914年之前），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巨大变化，一切邪恶、忧伤、压迫、不平，都将从此消失，美好生活必然到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以科学及历史的论证给了保证。现在，十月革命发生，不正证明这个大变革已经开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