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7/16页）

殖民者起初遭受到来自土著的暴力威胁，但新英格兰地区的土著因为一场传染病的缘故，没能对这些分离主义者进行持续的进攻。很多研究者认为这场流行病是天花，但也有可能是黑死病的某个变种。这场传染病在1616—1619年使得科德角半岛到曼恩一带多达90%的土著居民丧生。对于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还是有些土著在这场毁灭性的疾病中存活了下来，因为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殖民者仅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适应新英格兰的严酷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弗吉尼亚第一批到达切萨皮克的殖民者没有什么区别。这种状况不可避免，不仅仅因为这些移民都是持分离主义信仰的传教士。事实上，这场由商人资助的殖民之旅和詹姆斯敦的事业一样，都是为了谋取利益。因此乘客中还有一些裁缝、一个丝绸工人、一个印刷工和一个店主。但鉴于17世纪时“农民”这个词就是指地主，以致于甚至是船上被指派去做农民的那些移民也不知道如何耕作。此外，他们也没有掌握任何生存必需的实践技能。正如殖民地的领导者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所说，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朋友欢迎他们，没有酒馆招待和抚慰他们饱经风霜的身体，没有房屋可供他们休憩，甚少城镇可以向他们提供帮助”[13]。除此之外，在17世纪，狩猎和捕鱼都是贵族的特权。因而有一半的普利茅斯殖民者没有等到第一年冬天结束就死去了，活下来的殖民者则被迫求助土著为他们提供食品来维持生存。

处在挣扎边缘的殖民者幸运地遇到了两个会说英语的阿尔贡金土著：一个是帕丢赛特人提斯匡托姆（Patuxet Tisquantum），殖民者习惯称他为斯匡托（Squanto）；另一个是阿贝内基族人萨摩赛特（Abenaki Samoset）。在分离主义者于1620年到达美洲之前，斯匡托曾被英国探险家托马斯·亨特抓捕，带去西班牙和伦敦住了一段时间。此前一年他回到家时，发现在自己离开期间，部落中的其他人都因疾病死去了。之后他见到了这些新殖民者，帮助他们与当地土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这些土著则帮助殖民者播种。他们之间的传奇还不仅于此。次年，土著与殖民者为了感谢上帝的恩赐，共同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天后来成为美国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即感恩节（虽然这个节日一直到美国内战期间，即1863年才确定为全国性节日）。从此后十年的经历来看，这个历经挣扎但终获成功的殖民地也许树立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殖民冒险的先驱。

普利茅斯传来的报告鼓舞了另一群英国本土的清教徒，他们对查理一世治理下的英国教会感到绝望，在萨福克镇律师、地主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领导下，决定放弃眼前腐败不堪的天主教旧世界，移民到新的圣经之国。在另一家商业公司，也就是成立于1629年的马萨诸塞湾公司的资助下，这些清教徒从英国出发，驶向马萨诸塞。美洲历史上所谓的“大迁移”（1629—1642年）也自此开始。这些人只是移民的先锋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有超过两万名清教徒来到美洲，形成了五个主要的殖民地：普利茅斯殖民地、马萨诸塞殖民地、罗得岛殖民地、纽黑文殖民地和康涅狄格殖民地。在美国建国时最初的13个州中，有3个州来源于这些殖民地（地图1）。

如果说切萨皮克早期殖民者被吸引到美洲主要是因为这片土地似乎可以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对于清教徒来说，这枚硬币的背面——美洲并不是一个新伊甸园，而是一片蛮荒之地——几乎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未开化的土著和未开垦的土地固然令人不安，却也充满诱惑。对清教徒来说，他们完全准备好了迎接这个挑战，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虔诚的生活建立一个基准，也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范例。约翰·温斯罗普借用《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马太福音 5:14）中的话，在通往新世界和新生活的阿贝拉号上，向众人进行布道。“我们必须明白，”他告诉这些人，“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所行之事违背了上帝的差遣，使他收回了赐予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笑柄。”[14]清教徒试图实现圣经中的许诺，确保在上帝的光辉下创造的“世界之光”和“山巅之城”永远不会被隐藏。温斯罗普在海上的布道同时也充斥着对旧英格兰的控诉，他认为旧英格兰已然屈从于撒旦。他还激励新英格兰的殖民者去证明清教不仅是正直的，清教徒的这种选择也是正确的，足以让他们的敌人懊悔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