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第6/15页）

达尔文主义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说服广大的科学家，也就是说，不再取决于《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无可争辩的功绩，而是取决于因时间和国家而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势。长期以来为进化论思想提供了某些重要成分的极左派，当然立即就接受了进化论。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事实上在没有受到达尔文启示的情况下，也发现了天择理论，因而与达尔文分享荣誉；他从工匠科学的传统和激进主义走来，而激进主义在19世纪初年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并对“自然史”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华莱士在宪章运动派和欧文主义者的“科学堂”中成长，他始终是一位极左派，晚年又投身于积极支持土地国有化乃至社会主义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依然保持着对异端以及平民意识形态、骨相学和唯灵论的信仰（见第十五章）。马克思很快就将《物种起源》欢呼为“我方观点的自然科学基础”[10] ，社会民主主义在马克思的一些学生，例如考茨基（Kautsky）的大力鼓动下，染上了浓厚的达尔文主义色彩。

社会主义者对达尔文主义的好感，并未妨碍强大而又进步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欢迎乃至支持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很快在英国取得胜利；在充满自信气氛的德国，达尔文主义也在实现德国统一的10年中取得了胜利。法国的中产阶级偏爱稳定和拿破仑建立起来的帝国，知识阶层则认为，无须从非法兰西，也就是从落后的外国输入思想，所以，直到帝国倾覆、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达尔文主义才在法国迅速取得进展。在意大利，进化论斗士对于隐而未露的社会革命思潮的忧虑，远甚于因教皇的呵斥而引起的不安，不过，他们也有足够的自信。达尔文主义在美国不但立即取得胜利，而且很快就转变为富有战斗精神的资本主义观念。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人，包括科学界的反对派在内，都是来自社会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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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曰社会科学连接了起来，尽管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些术语当时尚未诞生。可是，人们第一次深深感到需要创立一种专门的、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学科，这个学科不同于已有的各种与人类事物有关的学科。1857年创立的英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并无奢望，只想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改革。1839年，孔德创造了社会学；（sociology）一词，斯宾塞（他于1876年撰写了一部早熟的著作，论述社会学和其他多种学科的原理）则使此词广为人知；于是，社会学成了人们争相谈论的一门学科。到了19世纪第三个25年末期，社会学既未成为公认的学科，也没有成为一门教学课程。另一方面，与社会学性质相似但外延更为广阔的人类学却迅速崛起，在法学、哲学、人种学和游记文学、语言和民俗研究以及医学之外，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通过当时普遍开展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门学科使测量和搜集不同人种的头盖骨蔚为时髦］。第一位公开讲授这门课程的人，大概是1855年在巴黎国家博物馆（Musée National）担任专门讲授此课的教授加特尔法奇（Quatrefages）。1859年创建了巴黎人类学学会（Paris Anthropological Society），此后，类似的组织相继在伦敦、马德里、莫斯科、佛罗伦萨和柏林建立，从而促使人们在19世纪60年代对这门学科的兴趣骤增。心理学（又一门新兴学科，创立者这回是穆勒）仍然与哲学联系在一起。贝恩（A.Bain）的《精神与伦理科学》（Mental and Moral Science ，1868年）依旧把心理与伦理搅在一起。不过，冯特（W.Wundt，1832—1920）的心理学已经越来越注重实验；曾为伟大的冯特当过助手的亥姆霍兹，则促使心理学日益朝着注重实验的方向发展。无论如何，到了19世纪70年代，心理学显然已经在德国的各个大学里成了一门被广泛接受的学科，不但如此，心理学还进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一本兼论语言学和心理学的专门杂志早在1859年就已创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