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第7/15页）

用“实证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新学科创下的纪录算不得多么惊人，尽管其中的三门：经济学、统计学和语言学，也许已经可以声称自己取得了名副其实的一系列成就（见《革命的年代》第十五章）。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变得紧密而直接［这是两位法国人库尔诺和瓦尔拉（L.Walras，1834—1910）促成的］，统计学在社会现象研究中的应用已相当普遍和有效，从而促进了它在物理学中的应用。至少，攻读以麦克斯韦为先驱的统计学渊源的学生们是这样做的。社会统计学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蓬勃兴盛，应用这门学科的人在公共部门里求职毫无困难。自1853年起，国际统计学大会不时举行，令人钦佩的著名学者法尔博士（William Farr，1807—1883）当选为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后，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也随之得到了公认。语言学则沿着另一条路线发展，下面我们将会谈到。

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并无惊人之处。1870年前后在英国、奥地利和法国同时发展起来的边际效用学派，表面上漂亮精致，实际上却显然远比“政治经济学”狭窄（甚至也比固执的德国“历史经济学派”更狭窄）；就此而言，边际效用学派是采取一种不太现实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在自由主义社会中，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并未刺激工艺技术进步。既然经济的基本模式看来已臻于完善，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例如收入增长、可能发生的经济崩溃、收入分配等等，已不复存在。事实上，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就交由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下文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去解决，只要这些问题是人们不能解决的。尽管如此，事情毕竟在逐步改善和进步，似乎无须经济学家们集中精力研究这门学科中更为深层的问题。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依然关心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对于法国和德国来说，更是如此。在法国，革命的危险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德国，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爆发革命的危险已经开始显露。但是，德国思想家们虽然从未全盘接受大量涌入的极端自由主义理论，他们却如同随处可见的保守派那样，担心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将被证明是危险和不稳定的社会，他们苦无良策，唯一的建议是进行预防性的社会改革。社会学家的社会概念是类似生物学的“社会有机体”概念，它与阶级斗争概念全然不同，是一种所有的社会集团各司其职、相互合作的概念，充其量是披上了19世纪外衣的陈旧保守主义，因而很难与这个世纪的另一种生物学概念彼此相容，后者以主张变化和进步（即“进化”）为其特征。前者实际上只是为宣传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不是为科学。

因此，这个时代唯一提出了阐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综合理论思想家，就是主张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他受到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尊敬和赞誉，至今仍为人所敬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马克思的同时代人（除了某些经济学家），不是已被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忘得一干二净，就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后已经憔悴不堪，幸好今天在思想库里搜寻古物的人还能从他们的著作中重新发现已被遗忘的功绩。但是，孔德或斯宾塞无论如何总是知识界的重要人物，这件事并不令人惊异，令人惊异的倒是那位曾被视为当今亚里士多德的人突然消失了。孔德和斯宾塞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其知名度之高和影响力之大，是马克思无法比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875年被一个不知其名的德国专家批评为一个自学成才者的作品，对以往25年的进展一无所知。[12] 因为在此时的西方，认真看待马克思的只有国际工人运动，尤其是德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可是即使在德国，他对知识界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然而，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俄国，知识分子们却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的作品。《资本论》德文第一版（1867年）印了1000册，整整五年才卖完，可是1872年此书的俄文版也印了1000册，却不到两个月就被一抢而光。